| 我告訴醫師：“一個都不能少。”
懷孕六周時，我到邁阿密的婦產科檢查嬰兒的心跳，還有，判定我懷了“幾胎”。
“天啊，”我的室友說，“你懷孕了。”
醫師將溫暖的凝膠塗抹在我的肚子上，準備照超音波。螢幕上看得到三個袋狀圈圈以三角形排列。我的心頓時涼了半截：“不會是三胞胎吧？”
“很抱歉，”醫師說，“就是三胞胎。”
我的嘴巴張得大大的，先生必須靠著牆維持鎮定。聽到這些小小的心跳，我們並沒有欣喜若狂。我不可置信地盯著螢幕，懷疑自己六十公斤的身體如何將三個嬰兒懷到足月？沒辦法的話，該怎麼辦？
“有時候，一、兩周後，其中一、兩個胚胎會自己流掉，”醫師說，“不過，照你的情形看來，三個心跳都很強壯，我想，我們必須討論減胎。”
“減胎？”
“你必須考慮減成一個或兩個胚胎。三胞胎的孕婦都會早產，還有很多併發症，如果減掉一個，反而可能救了另外兩個的生命。”
我雖然是支持墮胎權的女性主義者，自己卻沒有這樣的打算。花了數年和數十萬元嘗試懷孕後，卻必須討論墮胎，對我而言，簡直是命運的捉弄。但是，如果三胞胎出生時有嚴重的缺陷，怎麼辦？看來，這是個兩難的選擇。
我們開車離開時，直覺告訴我，我沒辦法選擇減胎。不過，我答應醫師，我們會和其他專家討論後，再做決定。
突然，我的手機響了。“怎麼樣？”母親問。
“是三胞胎。”
“喔，蘇珊，”她難過地說。
結果，只有她能完全了解我們所面臨的難題。聽到我們的消息，多數人只是笑著說，“你一次就全部解決了。”先生和我一起笑著，無法向他們轉述醫師的警告，像是個見不得人的祕密。
接下來的幾周，我們諮詢了不同專家的意見。一名醫師簡單地解釋我們的機率，他說，懷孕二十六周後，三胞胎發生嚴重併發症的機率，只比雙胞胎高百分之二。百分之十四的三胞胎在二十六周前出生，幾乎都有嚴重的缺陷，也可能死亡。不過，減胎的程序也有風險，不論這個風險多小，也可能導致完全流產。
面對這些冷酷的數字，我們做了決定：我們無法減胎。接下來的幾個月，沒有什麼波折，除了我五個月大的肚子，看起來像別人的九個月。我還是每天去公關公司上班，工作量也沒有減少。不過，懷孕十九周時，一項例行檢查發現我的子宮頸縮得很短，有張開的跡象。醫師立刻封住我的子宮頸，命令我躺在床上休息，直到生產。
每天早上，先生準備好當天的食物，留在電視桌上，然後就去上班。陪伴我的還有一堆書和我的筆記型電腦。
接近中午時，我的偉大計畫，例如學習寫作、閱讀，都不見了。持續一整天的頭痛會在這時開始，這是減緩陣痛藥物的副作用。為了計算時間，我在筆記本寫下時間、日期，再一一畫掉。在這個過程中，知道不能進入生產的重要性，是唯一支持我的動力。
陣痛持續著，二十二周時，我住進醫院。醫師將我的雙腳舉起，對抗地心引力；注射點滴，希望水分有所幫助。在任何情形下，我都不可以下床、不能上廁所、不能洗澡。不過，藥物讓我沒有感覺，每天都在恍惚中度過。
第二十五周時，我的身體繼續出現問題，新生兒加護病房的醫師來到我的床邊，非常嚴肅地警告我，“蘇珊，你不會希望現在生孩子，每一天、每一小時都非常重要。你一定得撐到二十六周。”
但是，陣痛愈來愈劇烈，醫師也只能等待、希望；因為，已經沒有其他藥物可以使用了。
聖誕夜那天，剛好滿二十六周，我的身體已經撐不下去；孩子們出生，每個都不到一公斤。他們看起來像是拉著電線、貼著塑膠帶的小猴子，手腳只有我的指頭大小，條紋的帽子拉到額頭，遮住眼睛，無法看到他們的臉。每個嬰兒的嘴巴都接著一根粗管子，手腳上都是線，點滴接著臍帶，腳上包著感應器，上面有紅燈。他們沒有動、也沒有哭。
我坐在病房裏哭。這些小小的東西只是勉強活著，怎麼可能是我的孩子？先生僵硬地坐在床畔，試圖安慰我，但我一點也不想要他的安慰。我們沒有保護嬰兒，我是個失敗的母親。
晚上，先生宣布他要回到新生兒加護病房看孩子，我要他自己去。我害怕參與，害怕愛上我的孩子。在我的心裏，醫療體系已經接手，如同失去小鳥的母鳥一般，我的直覺是離開、保持距離。
第二天早上七點，護士進來病房，拉掉我的床單。“好了，你可以下床了，”她說，“你必須為他們堅強起來，他們需要你，我們從走到浴室開始。”
雖然，我只想躺在床上自艾自憐，但也知道她說得對。五個星期來，我第一次下床走路。三十分鐘後，我已經準備好回到加護病房。先生對我微笑，興奮地調整我在輪椅上的腳，把我推向走廊的另一端。
在保溫箱外，我隔著塑膠蓋瞪著他們，不確定可不可以伸手進去。護士鼓勵我：“沒關係，你可以摸他們，只須溫柔一點，不要太用力，跟他們說話，他們絕對認得你的聲音。”
我打開小窗子，將手指放在第一個嬰兒的腿上，他的膝蓋很小、很小。
護士也告訴我，他們非常需要初乳的營養，她會帶著吸奶器回來。最後，我終於笑了，即使有這些護士、監視器、藥物、呼吸器，孩子們還是需要我。我不再是個旁觀者，瞪著自己的孩子。我是他們的母親。
但是，我們的問題才剛開始。尼可拉被診斷出第三級腦出血，可能造成一輩子的併發症，甚至死亡。每天至少一次，班傑明會停止呼吸，整個人變成藍色，引發警報，護士搖晃他的腳，或用氧氣幫他呼吸。薩巴斯汀的心臟有一個小洞，如果藥物沒有使這個小洞關閉，可能也需要手術。
他們出生後的第二和第三個月，從小小、脆弱的東西，逐漸長成完整的小嬰兒。我們快樂地慶祝每個里程碑：第一次抱他們(兩周)，不需要呼吸器的那天(四周)，第一次在浴盆裏洗澡(八周)，離開保溫箱，同睡在一張嬰兒床裏(十周)，從奶瓶喝我的母奶(十一周)，最後，出院的那一天(三個月)。
回家後，我們把近三公斤重的嬰兒抱到嬰兒房，放進嬰兒床裏。我把手放在他們美麗的身體上，非常高興。即使知道眼前的難題：還有兩個嬰兒需要繼續依靠氧氣和監視器。
回家的第一個月，他們的房間裏到處都是電線和機器，看起來比較像加護病房，而不是嬰兒房。第一年就在奔波於小兒科、眼科、心臟科、腸胃科的路上度過。
不過，因為有完善的保險，針對一公斤以下新生兒的醫療補助，我們不需要付好幾百萬的醫院帳單。我們想要一個家庭，卻造成社會資源的負擔，但這不是裝模作樣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雖然，還是有一些壓力。
沒有壓力的是，當孩子們一天比一天健康，一天天地長大(現在已經四歲，健康活潑地上幼稚園)，我很高興的是，我們沒有選擇減產。我常常看著他們，問自己不可能的問題？哪一個不會在這裏？
對於我們的選擇，我沒有對錯的感覺，只覺完全是靠運氣好。一次又一次，我在遊樂場遇過雙胞胎的母親，她們注意到我的三胞胎(很難不注意到)，溫柔地問我是不是曾經面對那個決定。只有在這樣的時候，她們才會坦白自己深深的罪惡感，必須從三胞胎減產。
“聽我說，不要有罪惡感，”我告訴她們，“我們可能三個都失去，差一點就失去。”
真的，差一點。(蘇力卡繪圖)
(Susanne M. Sanchez／陳靜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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