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尋找的不僅是應付新來年輕人的辦法，更是要找到平衡工作和生活的新的組織和管理模式。

　　“有機會去北京，可以去景山公園看看，從西門進去，那兒是一片歌的海洋，熱得像海嘯一樣奔放，這些都是垂暮之年的老人，幾十人一族，幾百人一團，都在放聲歌唱，多麼的樂觀，多麼的豁達。看看他們的夕陽紅，你為什麼不等到那一天？快樂的人生，無論處境多麼困難，只要你想快樂一定會快樂。”

　　能猜得出這是誰寫的嗎？估計你會猜錯。這段熱情洋溢的文字來自華為公司總裁任正非寫給員工的一封信，題目是《快樂的度過充滿困難的一生》。多年前，任正非也曾用類似煽情的筆調寫過：“我曾數百次聽過《北國之春》，每一次都熱淚盈眶，都為其樸實無華的歌詞所震撼……”，但接下來他談的卻是日本迷失10年的經濟和華為如何以“狼”的精神度過產業的冬天。這一次任正非破天荒地談論起文化與生活，談論起快樂的人生，或許這會讓很多人感到驚詫，這位曾經以強調企業“狼性”精神聞名的企業家什麼時候變得如此溫情，開始與員工探討思考生活和人生了？其實在信中，任正非說得很明確：“華為不斷地有員工自殺與自殘，而且員工中患憂鬱症、焦慮症的不斷增多，令人十分擔心。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員工積極、開放、正派地面對人生？我思考再三，不得其解。”從土狼到人過去20年中，華為經歷了一個從“土狼”軍團到現代化組織“職業人”團隊的嬗變過程。

　　創業之初到1995年之前，華為深深地打上了任正非的個人烙印──一個經歷過文革和部隊的洗禮，熟讀毛選的中年人，來到深圳謀生，“由於當時幼稚”誤入了通信設備這樣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當時的華為只能選擇弱小者的生存法則，對內紀律嚴明、軍事化管理，對外採取游擊戰術，抓住一切可能抓住的機會，不給對手喘息的時間，做“讓洋對手睡難安枕的狼”。其內部刊物《管理優化報》上的內容都充滿了戰鬥的火

　　藥味兒，比如“我們能夠丟什麼？”、“黑武器的按鈕能隨便按嗎？”這種打法造就出華為著名的“床墊文化”，也出現了過去沒怎麼聽過的“過勞死”和當年還不太被人們認知的“抑鬱症”。這種經營管理方式背後的邏輯是：低成本的原材料，廉價的產業工人，精力嚴重透支的研發人員和工程師，“為了銷售一切都不可恥”的市場人員，鑄造了那個年代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任何追趕型經濟體都必然從這裡起步。

　　從1996年開始，在中國企業普遍接受“狼”性文化的時候，“始作俑者”的華為已經開始思考管理的標準化、規範化、國際化和職業化。任正非選擇並行兩條路徑來完成這次嬗變：一條是改造企業文化與核心價值觀，包括重修《華為基本法》，對狼性文化進行揚棄；二是進行流程再造，不惜巨資引進IBM的IPD研發模式進行面向客戶的流程管理。在這一過程中，最令任正非和華為員工印象深刻的是英國電信對華為的考核，其內容細到“員工宿舍安全、員工工資是否符合勞動法、產品環保認證”，應該說，IBM的IPD管理模式和承接英國電信的訂單不僅僅是從內部和外部再造了華為，使華為的經營國際化，管理規範化，人員職業化，真正從“土八路”蛻變為“正規軍”，而且讓華為人第一次真正意識到那些跨國公司在關注產品背後的“人”時，細化到何種地步，而這對於華為和其他進軍國際市場的中國企業已經成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短板。看看景山公園裡興高采烈的老年人，也曾經有過苦難經歷的任正非很難理解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會如此輕而易舉地結束自己的生命。不過，有這樣困惑的或許並不僅僅是任正非，經過了多年的不計成本地追趕之後，中國企業或許真的該反思一下，我們到底忽略了什麼？

　　中國企業非常關注對商業結果的追求(執行力)，對員工責任的要求(細節決定成敗)，還有對企業競爭力的渴望(狼圖騰)。不單是華為，我們同樣可以從聯想、海爾等企業的發展歷程中看到以上關鍵詞，但是我們很少看到“快樂”、“樂觀”、“人性”等溫情的詞彙，似乎這些詞語已經在中國企業和企業家的字典裡消失了。低成本還能維持多久？

　　任正非的困惑應當引起中國企業的集體警覺：在一個經濟體憑借資源和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高速增長20年後，到底還有多少資源可供我們飢餓的胃口分食，這種靠吃後發經濟優勢“老本兒”的生存方式，還能養活我們多久？

　　實際上，工廠裡的老闆們已經對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壓力有過切身感受，工廠招不到工人，逢年過節大城市保姆市場都會出現短缺。過去的20年，高速成長的中國經濟不僅犧牲了整整一代的青春和家庭生活，也同樣孕育出富裕的一代。我們看到，最近幾年不論是鄉村或小城鎮工業園裡的工廠，還是沿海大城市的高級寫字樓，都迎來了所謂的“80後”一代。

　　一項針對“80後”工作人群的調查顯示，有50.7%的受訪者缺乏工作成就感，認為工作無法實現價值，20.6%的受訪者被動地認為工作僅是賺錢工具，更有30.1%的受訪者覺得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面對這些數字，我們不能簡單將“80後”歸結為沒有責任心，不夠職業化的一代，很大程度上這些數字反映出這一人群更加注重個人價值、更加看重整體生活質量的特點。“80後”員工不僅更注重生活方式的健康，文化娛樂生活的豐富性，而且相對於前一代人他們更懂得將業餘時間轉化為未來的價值。某世界500強企業中國公司從事財務分析的張寧會在班車

　　上閱讀開源平台的程序開發教程，會在繁忙的工作間歇看一下TEDTalk大會的視頻，瞭解Web2.0的新模式，“可能在中小企業中老闆不會有耐心允許員工在這些領域投入時間，而在巨型企業中，很可能在未來的某個項目上自學的IT知識就會派上用場。”張寧這樣解釋他的上述行為。

　　而隨著中國企業的國際化，跨文化的交流和管理逐漸頻繁，中國企業可能更多地學習Google公司那種給員工20%時間自由支配等彈性人力資源管理方法，以此吸引和留住更有創造性的人才。未來的工作世界陸續進入職場的“80後”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變任正非這樣的企業家的世界觀呢？在某種程度上，這些企業家們把艱苦奮鬥當作自己的人生信條，他們所領導企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整個組織近乎偏執地奉行這些原則。即使是在越來越全球化的今天，在華為這樣的企業裡，被派到非洲市場上的員工仍然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去面對各

　　種各樣的艱苦條件。在經歷了多年的快速增長之後，中國的確積累了巨大的財富，中國企業也獲得了很好的發展，但是總體上來看，中國依然是追趕型經濟，我們的企業依然在為如何做大做強而焦慮。這種追趕型的焦慮到底能持續多久，可能還要看未來的工作者們對生活和工作的態度如何。現在我們說“80後”，很快就會有“90後”，這些年輕人的觀念、職業素養和追求，毫無疑問會給企業的管理帶來很大的衝擊。

　　查爾斯•漢迪早已指出，對於下一代人來說，大多數工作將僅佔用他們5萬個小時左右的時間(相當於25年)，而不是10萬個小時(相當於50年)，再加上人們的壽命會延長，這就給人們在正式工作之外留下了更多的餘地，組織為員工安排一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仔細核算一下，目前中國勞動者的時間除了52周的雙休日共104天外，還有五一、十一和春節等，再加上年假，每人每年實際上已經有130多天的非工作時間，超過總時間的1/3。工作在人們的生活中依然佔據重要的位置，但是已經不是生活的全部。

　　日本人經過了幾十年的辛苦追趕，成為一個強大的經濟體。但是日本人也因此落下了“經濟動物”的名聲，很多在公司裡辛辛苦苦工作幾十年的人，一旦退休就成了“家庭垃圾”，因為他們大部分人生經歷都給了所服務的企業，以至於自己不能應付退休之後的個人生活。中國人還需要重複這個過程嗎？也許，我們的企業要尋找的不僅僅是如何應付公司裡新來的年輕人，更是要找到能夠平衡工作和生活的新的組織和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