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嚴格保密外，重慶市還採用「先合併後掛牌」的過渡辦法。從5月份開始，四個部門先合署辦公，對各部門的業務處室進行同類項「合併」， 來自不同部門的幹部開始在一起辦公，並按新的崗位對原有人員進行第一輪「洗牌」。在被稱為磨合期的3個月內，一個處室同時有幾個正處長的現象而不罕見，農委為每一個處室臨時指定一名「處長召集人」，「召集人相當於臨時處長，暫時負責整個大處室的工作。」

　　　　「先上船後買票」的做法，讓夏祖相也捏了一把汗。有的處室同時有七八個正處長，幾十號人，如果失敗了，這些人怎麼辦？

　　　　事實上，今年3月，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在對國務院機構改革的說明時強調，地方政府可以從實際出發，不搞「一刀切」，不設時間限制。這從某種意義上為各地的部門改革留下了更大空間。

　　　　「改革會有風險，但關健是敢於嘗試。」夏祖相說。

　　　　「部門利益」成最大阻力

　　　　「地方大部制改革最大的阻力首先來自部門利益」，改革具體負責人之一的夏祖相坦言，農口職能部門多，且每個部門都手握資金、審批等權力，誰也不願意被歸並。

　　　　合併之前，除市農委、農辦、農業局、農機局、農綜辦、扶貧辦外，加上市糧食局和供銷社，整個大農口部門多達11個部門，這些部門職責上不可避免產生多項交叉與重合。

　　　　「職能交叉分散，不僅工作合力不夠，也導致了政府分配資源時出現了「撒胡椒面」的現象，無法使有限的財政資金效益最大化。」夏祖相說。

　　　　大部制打破原先部門的審批權、財權分配，很多部門負責人對合併有爭議。夏祖相說，那段時間他做得最多的是找各個部門甚至處室負責人談話，「平時吃飯都在機關食堂，為了大家多一些交流機會」。

　　　　機構合併同樣牽涉到人員的調整，根據重慶市編辦要求，整合後的農委行政編制為189名，比整合前減少63名，其中廳局級領導職數減少7名，處級領導職數減少32名。

　　　　「當務之急就是解決裁員問題。」夏祖相說，在合署辦公的階段，相當一部分幹部已隨職能劃並調到其他部門，但由於處室、編製都大幅減少，仍有數十名處級幹部「待崗」。這些幹部將採取民主測評、推薦、決議等手段進行競崗，淘汰的幹部將轉崗或高職低聘，但短期內其處級待遇仍將保留。

　　　　相比而言，面臨調整的7名廳局級幹部日子會比較好過，據夏祖相介紹，這些被裁減的「廳官」，年齡大的保留待遇退居二線，其餘的都將統一調整到其市裡的其他部門任職。

　　　　8月25日，中央機構編製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中央編委委員馬凱在會上表示，國務院機構改革已完成階段性任務，適時跟進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十分必要和迫切。

　　　　在國務院層面改革完成「階段性任務」後，地方機構改革如何跟進？

　　　　「地方沒必要和中央部委一一對應，除了一些必要的如宏觀經濟管理、政法、財政等部門需要上下對口外，只要工作上有對口的銜接就可以。」重慶市編辦副主任向松柏說。

　　　　據向松柏介紹，直轄以來，重慶曾進行多次進行過大部制嘗試，例如，2000年左右，便將道路運輸管理局、港航管理局、公路局等劃歸交通委員會，將文化局與廣電局合併為文廣局等，其行政效率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

　　　　大部制不能包治百病，作為這項改革的推動者之一，向松柏坦稱，大部門制也有諸多弊端，例如，權力過於集中，不好監督。目前，除了現有紀檢、司法等監督方式外，尚沒有新的制約方式。

　　　　「對於地方大部制改革來說，這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向松柏說，以前通過部門的職能設置還可以使不同的部門相互制約，但合併後卻往往成了利益共同體，自製政策、自我監督，此外權力的高度集中，也會給監督帶來壓力。

　　　　對此，重慶市計劃將市紀委、市監察局派駐原市農業局、農辦、農機局的紀檢監察機構合併，組建新的農村紀律檢查工作委員會和農委監察室。

　　　　重慶市法制辦綜合處處長謝建軍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採訪時說，除了外部制約外，更迫切的是通過科學的權責劃分，將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有效分離，才能使高度集中的權力受到約束。顯然，在這一層面上，地方需要更多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