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從少教所出來的流浪少年，游離於城市社會的邊緣。他們無依無靠，四處為家，是黑老大重點收編的對象。「展翅計劃」的愛心人士和志願者要做的，是把他們從海妖歌聲般邪惡的誘惑中拉回來

　　　　★ 本刊記者/張鷺(文)劉震(攝影)

　　　　(發自廣州)

　　　　身後廣州市少教所的大門「光」地一聲關上。

　　　　18歲的輝仔，打量著已經作別1年零25天的自由世界。他緊緊攥著自己的全部財產——90塊錢，花10塊錢點一碗河粉和一碗米粉，吃了個飽。不久，就為自己的將來而陷入恐慌。

　　　　少教所門口外， 聚集著一群招募「小弟」的人

　　　　「接下來去哪裡呢？」

　　　　迷茫之際，他見到少教所裡一個朋友的「父親」。這位「父親」從外地來廣州，想見少教所裡的兒子一面。

　　　　朋友的「父親」向他瞭解少教所裡的情況，卻遲遲不進少教所看兒子。輝仔有點懷疑這位「父親」的身份。那個朋友曾跟他說過，他在外面有幾個「大哥」。

　　　　少教所位於廣州市東南郊，乘坐180路公交，過24站，就到火車站總站，全程近16公里。與其一河之隔的是女子監獄，以及羈押重型罪少年的少管所。多少少年從火車站出來，到廣州尋找夢想，又有多少少年最後走進少教所、少管所。在廣州市少教所接受勞動教養的未成年人中，超過70%是來自外地農村及其他落後地區的。

　　　　少教所門口的斜坡處，聚集著一群不懷好意的人，等著將他們這樣無家可歸的外地流浪兒收做「小弟」。不少剛從這裡走出來的少年，沒幾天就重新進去了。

　　　　「我才不想再進去一次，」輝仔想。所幸，這位「父親」沒有帶走他的意思。

　　　　吃完飯，輝仔在街頭漫無目的地閒逛。傍晚，又鬼使神差地回到少教所——廣州就像掌心的一捧沙子，他一度以為已經抓住它，到頭來卻發現自己與這個城市其實沒有任何聯繫，除了少教所以外。

　　　　出所後第一個晚上，他是在少教所接見室的椅子上湊合過去的。第二天也是如此。

　　　　第三天，身上的90塊錢所剩無幾。就算能繼續在少教所蹭住，他也快彈盡糧絕。

　　　　廣州市少教所的干警鄧小娥，在少教所附近的一個快餐店發現了身無分文的輝仔。鄧給了輝仔10塊錢，讓他乘289路公交車去距此40分鐘車程、位於市中心的少年宮，見一個叫梁健平的人。

　　　　猶豫了幾次，輝仔鼓起勇氣向一個中年男人問路。「你幹什麼？」男人抓緊自己的包，警惕地盯著他。他開始支支吾吾起來。

　　　　如果身邊有面鏡子，輝仔會看到這樣一幅駭人的形象:泛出淡青色光澤的光頭下，是一張慘白的臉；因為皮膚病而生的瘡癒合後，在他的手臂上留下星星點點的疤痕；一件紅色格子襯衣，短到連肚臍都遮不住，牛仔褲上則沾滿少教所裡做工用的膠水，腳上趿拉著一雙從少教所裡穿出來的拖鞋。

　　　　在少年宮附近的人行天橋下，輝仔用一個公用電話給梁健平打電話，一個低沉、略微有點嘶啞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展翅計劃」的志願者梁健平迅速趕到了天橋。

　　　　這位有著5年「工齡」的志願者，30歲的保險公司職員，是在一個網站上申請加入「展翅計劃」的。他從網站上瞭解到，這是一個為剛剛解教的流浪少年提供各種幫助的計劃，讓他們離開少教所後，不至於因為飢餓、流離、絕望而重蹈覆轍。

　　　　在《規訓與懲罰》的開頭，法國思想家福柯不動聲色地展示了18世紀80年代後期，巴黎少年犯監管所的一份規章。

　　　　這份規章精確地規定了少年犯在每一個具體的時間點應當從事的義務的時間表，包括起床、勞動、進餐、學習、工作、禱告……這份時間表精確到分鐘，少年犯們在監管所中的每一天就像一個精心設計、毫無瑕疵的流水線。

　　　　福柯眼裡的監獄生活，是在塑造一種以被動、退縮和服從為特徵的人格。在這種人格支配下，人的一切行動都要有統一的安排，脫離了他人的指令就會感到無所適從。

　　　　「展翅計劃」志願者、廣東商學院攝影教師安海波，曾跟蹤拍攝解教的流浪少年長達一年。她進入少教所採訪，很不習慣地發現，少教所裡的每個少年都被要求蹲下跟人說話，他們似乎也習慣於如此。為了讓少年們感受到平等，安海波蹲下跟他們說話。

　　　　為了培養他們的自信，安海波的男友、廣州大學的藝術教師周傑，曾在少教所內的一節藝術課上，讓少年們脫掉上衣，站在桌子上跟他排演節目，自己坐在地上以仰角指揮他們。

　　　　「這些孩子從少教所出來，內心是很複雜的，」安海波說，「有的人在裡面時雄心勃勃地要當老闆。一旦從裡面出來，大門一關，馬上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中途宿舍的白天黑夜

　　　　梁健平把輝仔帶到與少年宮一街之隔的中途宿舍。兩張單人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個內嵌在牆上的書櫃，是宿舍的全部家什。

　　　　這個八九平米的地下室，隱藏在東風街的一個老年活動中心裡，人聲、麻將聲和台球撞擊聲相互交錯。輝仔是這裡的第一個客人。在找到工作以前，他可以一直在這裡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