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部地方法規規章限制北京新市民民生權利，導致城市的健康持續發展或存隱憂，律師學者聯名上書，力促新北京人獲享市民待遇

　　　　★ 特約撰稿/北柳

　　　　在北京，蘇琪生活了8年，她是一名電腦程序員。

　　　　每一次打電話回家，親戚都會羨慕地說：「妮子啊，你現在是北京人，不簡單啊。」

　　　　蘇琪便會呵呵笑兩聲，讓對方感到自己的謙虛。其實，她知道，這完全是自嘲。

　　　　蘇琪只是所謂的600萬「北京新市民」中的普通一員。他們遠離故鄉，在北京長期工作、生活，一直被視為「暫住人口」。在他們中，定居趨勢與被排斥感同時與日俱增。

　　　　近年來，以同城待遇為指向的居住制度改革呼聲日高。

　　　　2008年8月28日，知名公益律師李方平和中國問題學者胡星斗，向北京市政府提交一份七千餘字的《公民建議書》。

　　　　「我和這座城市，永遠在兩條平行線上」

　　　　李方平，北京市瑞風律師事務所律師。

　　　　住在北京的10年中，他獲得了很多榮耀。2006年，他代理河北邢台輸血感染艾滋病案，被評為「2006年河北省十大法治事件」，「天津乙肝歧視第一案」被評為「2006年中國十大影響性訴訟」之首。

　　　　與自己的現實難題相比，這些榮耀不值得一提，至少在他看來是如此。自1998年6月進京工作生活以來，李方平的戶籍一直留在外地。李方平感到麻煩事很多。

　　　　2006年，李方平報裝固定電話，發現北京網通規定，「客戶戶籍所在地或註冊登記地不在北京市的，客戶應按北京網通要求辦理相應的擔保手續，或者辦理預付費的業務(服務)」。李方平找不到也不願求有北京戶籍的市民辦理所謂的擔保，選擇辦理預付費業務。

　　　　李方平沒有想到的是，預付費業務與後付費業務一字之差，讓他在北京網通推廣的一系列優惠活動中遭受到不公平待遇。

　　　　性情溫和的李方平終於爆發。2008年8月1日，他以歧視對待之名將北京網通公司訴上法庭。

　　　　蘇琪在報紙上看到李方平這場官司，「都是異鄉人，我完全能理解，也有切身體會。」她到北京第二年，想把戶口辦過來，興沖沖地去派出所詢問，一位警員懶洋洋地問道：「在北京連續3年，每年納稅達到80萬元了嗎？」

　　　　蘇琪詫異地搖頭。

　　　　「或者，你能證明自己是一個近3年納稅總額達到300萬元的私營企業主？」警員繼續問。

　　　　蘇琪依舊搖頭，他覺得自己「好卑微」。

　　　　那位警員終於抬起頭：「回去吧，看你這樣，也就一普通北漂客，全北京好幾百萬。」

　　　　在北京，外地人遷入戶口而完全享受北京市民待遇，需要較高的條件——文化藝術名人、體育明星；國內大型企業(集團)、各類金融機構在京註冊的總部董事長等高管人員和高級技術人員，或者留學歸國的急需人才。

　　　　彷彿受了羞辱的蘇琪，在接下來的一年多中，不再提與戶口有關的事情，「省得煩」。「我和這座城市，永遠在兩條平行線上。」蘇琪低沉地說，如同一位落魄的吟唱詩人。租住的小屋窗外，南三環上的汽車川流不息。

　　　　律師李方平也有類似的煩惱。這位曾經發表多篇「公民建議書」的律師，終於決定和胡星斗一起，向高層提交有關北京戶籍問題的公民建議書。後者是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

　　　　失衡的公民權利

　　　　「一次選舉都沒有參加過。」蘇琪說，「在這裡，我儼然成了喪失政治權利的人。」

　　　　她詢問居委會，被告知，「戶口在外省市而現居住在本市的人員，一般應當在戶口所在地參加選舉；不能回戶口所在地參加選舉的，由本人提供戶口所在地出具的選民資格證明，也可以在現居住地進行登記。」

　　　　小蘇很無奈，「離家那麼遠，誰會大老遠跑回老家去參加選舉或者開張證明？」

　　　　「選舉權或許還有些形而上的，房子，卻是實實在在的形而下難題。」蘇琪說。

　　　　2008年年初，蘇琪想買房子，但被居高不下的樓價弄得有些心灰意冷。她的一位摯友，因為是北京戶籍，已經開心地住進新房。「她買的是『兩限房』，很便宜啊。」

　　　　所謂兩限房，是指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此類房屋較普通商品房更低廉。

　　　　北京官方文件規定，「兩限房」的銷售對像為「具有北京市戶口的中低收入家庭」。2007年4月，北京市開始集中開發 「兩限房」，以調控不斷快速攀升的房價。

　　　　「長期在北京居住、生活的新市民卻被『兩限房』排除在外，這不公平。」李方平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買不了低價的「兩限房」，買不起高價的市場房，蘇琪覺得，「將來幾年的單身生活裡，繼續租房，靠譜些。」

　　　　奧運開幕前一個月，房東卻找到蘇琪，提出加價，「都奧運了，怎麼著也要跟著漲點。」蘇琪不服，用豪氣干雲的語調表示:「會在一個月內搬走。」

　　　　很快，她還是屈服了，「都在漲，相比之下，住在原地，還能省去一筆中介費和搬家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