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白了，地產商們最想表達的無非兩點:

　　第一，我們不是推高房價的“罪魁禍首”;

　　第二，政府更有責任去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

　　據說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樣一個時代，它的特徵可以用兩個字還形容:微妙——不管是政府、商人還是消費者，沒有人確切知道這個市場將向哪裡去，它彷彿籠罩在一團迷霧當中。

　　2006上海國際地產大會就是在最微妙的時刻召開的，它正巧趕上“國六條”和九部委“十五條”意見連番出台，一場比以往針對性更強的宏觀調控風暴襲來。雖然新政策表面看起來清晰明確，但是針對它將會給房產市場帶來的影響，以及各地可能出台的因應之策，各方眾說紛紜，意見紛雜。

　　有專家調侃，中國房地產市場正處於前所未有的統計迷霧之中，10個專家有10個觀點。其實何止如此，10個地產商同樣有10種觀點。有人驚叫“房地產將風光不再”，有人冷笑“國六條沒用，房價還得漲”，有人乾脆說:“大不了不做房地產了!”當然，也有一些實力雄厚的地產商顯得平靜而淡定。然而面對媒體，他們都表現得出奇的沉默，似在靜靜揣摩這場風暴將把地產業引向何方。與地產商門的謹言低調不同的是，在大會上演講的各路專家學者門卻是竭盡所能貢獻著自己的智慧。

　　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會長聶梅生特別指出，宏觀調控的意義是對“1998年房改”的改革。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運行與發展研究室主任王小廣則再次強調，房地產調控的核心問題就是房價。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指出，新政策最重要的，是政府向全社會發出了一個強烈信號:政府一定要調整目前不合理的房地產市場結構。

　　“主入口”並不代表整個中國

　　反觀地產大會上來自國外的許多演講嘉賓，卻顯得尤為超然，與話語緊扣“國六條”的國內專家形成了鮮明反差。很多專家是在開會前兩天才臨時修改了主題，以回應新政策的出台。或許是由於對中國的房產問題和政策體會不深，且受到上海城市變遷所帶來的更為強烈的視覺衝擊，外賓們往往在演講中對中國的房產政策一筆帶過，反而更熱衷於談論上海的變化，未來的投資機會和巨大可能性，似乎每個人都從中感覺到了無窮的希望。

　　曾任荷蘭駐上海總領館總領事的Jochum Haakma先生在致開幕詞時，眉飛色舞地講起一個故事。他當年在荷蘭的住所附近有個生意很興隆的雜貨店，但是當周圍建起了像家樂福這樣的巨型超市之後，雜貨店的生存隨即面臨威脅，於是店主便在門口擺了個大標誌牌:上面寫著“主要入口”，結果便守住了生存機會。

　　如今，“老外們”儼然已把上海當成了中國的“主要入口”，這裡的一切變化似乎都代表了中國的變化，人們在這裡的生存狀態似乎也代表了整體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對於各種爭議吵得沸沸揚揚的房產市場，他們顯然並無切膚感受，甚至僅盯著未來市場機會表示:“在中國投資遇見的問題跟在國外也差不多”。這不免有“不瞭解中國國情”之嫌。

　　顯然，上海並不能代表整個中國，從樓市即可看出。當前些年上海樓市漲勢如虹之時，即使廣州、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以及大多內地省會城市，房價並未同步大幅飆升;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當廣州、北京的房價重拾升勢，上海樓市卻又穩中有降了。

　　這正如上海一家著名地產公司老總所比喻的:2004年上海“得病”(房地產價格瘋漲)，國務院給全國“吃藥”;現在是全國得病(全國很多地方房價猛漲，上海反而得到控制)，上海還是跟著一起吃藥。

　　“承擔社會責任”共識的背後

　　本次國際地產大會倍受關注的焦點，無疑是“10+10圓桌會議”:來自不同國家的二十位地產領袖史無前例地坐在一起閉門密談。當原定的新聞發佈時間過去了將近一個小時，大群記者守在門口望眼欲穿之際，地產巨頭們終於才從會議室中姍姍走出。

　　在圓桌會議最終形成的“上海共識”中，地產商們除了表示對房地產健康發展的信心、期待，以及對房產新政的支持外，最為引人注目的一條是:“我們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推動環境保護、關懷低收入人群的疾苦，參與社區活動，構建和諧社會。”據知情人士透露，正是在萬科董事長王石的堅持下，“承擔社會責任”才最終被寫入“上海共識”。

　　而對於新出台的“國六條”和“十五條”，幾乎所有發展商的目光都凝聚於“90平米以下的住房須占70%以上”這一要求，因為以往任何一次調控都沒有規定得如此具體。加上其他新規，中央政府希望借此平衡樓價並擴大中低收入家庭房源的意圖和決心一目瞭然。那麼現在是否意味著，地產商們如果按照新政策來操作，等於將更多地承擔“社會責任”?原來僅為“富人”建房，現在則同時要為“窮人”建房?在“社會責任”成為“共識”的背後，地產商們更想表達的是什麼呢?據會議主辦方透露，在“閉門密談”之中，關於房產新政的討論非常激烈和尖銳。

　　有趣的是，新規定出台之後，有人細算一筆賬，得出的結論是，即使住房面積降至“90平米”，多數“中低收入家庭”仍然買不起房。

　　華遠總裁任志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直言，發展商用於租賃的房子很少，建好之後幾乎都通通賣光，主要是因為中國金融政策不配套。他借用西方國家的案例，認為政府也該提供部分廉租房以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其言下之意，政府更應承擔社會責任。

　　對於“地方政府和發展商合謀推高樓價”之說，地產商們普遍感覺很冤。富力地產董事長李思廉在會後對記者坦言:“政府在組織一些大城市的土地招拍賣時，十幾間公司去搶，那是很真實的景象，不可能有假，做戲都沒有那麼多演員了!結果地價自然被推高，最後錢是當地政府收了，當地政府在當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李承認也有部分不誠信的發展商在房價上亂來，那麼政府應該更多地去給予監督。至於有人說發展商操控房價，李直言:“地產市場沒有王者，從全國銷售來說，還從來沒有任何一間公司把份額做到了1%以上，操控房價是不可能的事情。”

　　倡導承擔社會責任的王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則指出，房地產的價格走勢，實際與目前土地供應結構不合理有關，統計數字顯示，微利房、福利房的比例越來越低，從過去的30%降到了10%左右。另外不能忽視的是，由於利益驅動，有些地方政府為了獲得更高的土地出讓金以增加財政收入，低價拿地之後高價拍賣。

　　台灣鄉林集團董事長賴正鎰則更加直言不諱:“政府不是招牌掛不對，而是標售的方式不對。只要地方政府要求舉著牌子去搶，價格就不受控制，一直上竄。中央總說降價，而地方政府通通賣高價，無疑做了最大的開發商，土地成本被墊高到將近50%，房價怎麼會不漲?所以政策應去控制定這個遊戲規則的人，而不應該去控制開發商。”賴提出說，如果投標的時候借助一個箱子，所有人寫好價格後投進去，相互都不知道，打開之後價高者得，那麼價格就不會一直跳上去。

　　賴介紹說，在台灣，政府拿土地投標多出的錢去蓋廉租房，同時通過補貼利潤的方式，激勵並推動開發商共同參與開發，以此來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台灣也是在學習了40年之後才會做，目前實行這個政策也才5、6年而已。

　　說白了，地產商們最想表達的無非兩點:第一，我們不是推高房價的“罪魁禍首”;第二，政府更有責任去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