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社會投資一樣可以賺錢,它不同於一般的企業投資,不同於企業社會責任、不同於政府投資,也不同於慈善捐助。

　　我想給大家介紹一種新的投資方式——企業社會投資。企業社會投資不一定是企業家去做,它的重點是用企業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這是一個非常有趣,而且意義重大的投資方式。

　　實際上,企業社會投資,過去已經有一些人在做。但是真正把這個概念提出來,是上世紀90年代末的事。最近幾年,這方面的理論和實踐都發展得非常快。很多國際知名大學,例如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等,都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和成果。按照斯坦福大學社會投資研究中心的說法,進行社會投資的人叫“社會企業家”,這筆錢叫做“社會資本”。這個概念到底是什麼意思?我想給大家講一個故事。

　　貧民眼科醫院與鄉村銀行

　　大家知道,印度是世界上比較貧窮的國家,到目前為止還有好幾億貧困農民,還有很多因為患白內障而失明的人。

　　印度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眼科醫生,58歲的時候面臨退休。他覺得行醫幾十年,賺了很多錢,應該回饋社會,於是決定開一家專門給窮人治病的眼科醫院。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借了一筆錢,開了這家醫院——剛開始僅七7張病床。

　　他的經營方式是:如果是最窮的人來治眼病,完全免費;比較窮的,收1/3的錢;要是比較富的或者有正常收入的,就收正常的醫療費用。因為他是一個很著名的醫生,有錢人也願意找他看病。他就用對富人的收費來補貼窮人。另一方面,他專門治白內障,醫院像生產線一樣,技術和設備利用的效率都很高,能夠降低成本。所以他的醫院迅速擴大,幾年以後,每年能夠救治7萬人。

　　後來,他找到一個美國人。這個美國人專門給他設計,怎樣對不同的人收不同的費用,由富人買單貼補窮人。由於收費制度設計非常好,所以醫院越做越好,到了90年代以後,他的醫院每年能救治20萬人。

　　在這個過程中,他碰到一個問題:有些病人需要更換角膜,而人工角膜非常貴——當時是300美元左右。於是他找到美國的人工角膜製造商給他捐助。但到了90年代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美國的醫療保險公司聯合起來,要求人工角膜製造商降價,把價格降壓到100美元左右。廠商的利潤大減,就不願繼續給印度的貧民眼科醫院捐助了。

　　這個印度醫生就想,我能不能自己去做呢?因為人工角膜的生產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他堅信這個東西成本不高。他把人工角膜廠商的退休專家請過來,按照大規模生產思路的研製。最後做出來了,成本只有10美元。人家賣100美元,他只賣30美元,對特別窮的人免費。最後,他生產的人工角膜佔據世界1/10的市場,成本低到5美元。他的貧民眼科醫院也推廣到了更多的地方。

　　通過這個典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企業社會投資的基本特徵:第一,它不是以利潤最大化為企業目標。如果印度醫生追求利潤最大化,就不會給角膜產品定價30美元。第二,他又要有一定的利潤。有很多慈善事業不可持續,是因為需要有人白給錢來做。但這家醫院完全按照商業模式運作,保證質量和效益,因此實現了自我循環,自我發展。也就是說,社會投資是用企業的架構、市場的方式大規模、高效率地解決社會貧困問題,使得社會效益最大化。

　　中國人的愛心如何體現?

　　通過這個案例可以對企業社會投資做進一步的總結。

　　所謂企業社會投資,就是用企業運作的方式,以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來投資、來運營大規模的社會化資本,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這個過程需要一定的利潤,一般要達到社會平均利潤,起碼比存銀行的利息高。只有這樣,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資,才能長期可持續發展。

　　一般說來,企業家們可以拿出它收入的1%到2%,另起爐灶,自己來做社會投資,也可能委託另外一批人去做——這批人未必想賺錢,但他就是職業經理人,願意從事社會投資事業。這種企業社會投資跟一般企業投資最大的區別在於:普通企業投資追求利潤最大化,而企業社會投資以社會效益最大化為目標,利潤只是手段。

　　據報導,中國國內工商註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但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捐贈。2002年,中國私人捐贈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幣,而2003年美國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中國和美國人均收入相比為1:38,人均慈善捐款相比為1:7300。這些數據讓人震撼。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是因為我們中國人沒有愛心嗎?我想不是。

　　首先,中國的經濟還很落後,我們的企業家也剛剛富起來,跟美國不能比。另一方面,由於慈善機構的誠信度以及相關法律法規不配套等問題,很多企業家可能覺得慈善捐款解決不了問題,不能達到自己認同的目標。

　　企業社會投資在中國的前景

　　如果中國的企業家願意做企業社會投資,應該投什麼?我舉一個案例:小額貸款。

　　不久前,發生了新中國金融史上值得紀念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國在山西平遙成立了兩個小額貸款公司,這是中國民間資本真正進入金融行業(民生銀行是半官方的)。這家小額貸款公司所有的錢都是自己投資,“只貸不存”:能夠收取超過基本利率4倍的利率,但不准吸收存款。兩三年以後,如果做得好,它們會有兩種出路:一種是允許它們做存款,慢慢變成銀行;或者通過其它貸款,比如國家開發行的貸款,給它們增加資金。經過多年努力,可以說,中國的民間金融終於浮出水面。

　　現在我們提出新農村建設,談怎樣修路,怎麼財政支持,這是遠遠不夠的。農業稅取消後,減少的負擔一年不超過500億元。但從農村金融看,僅郵政儲蓄一年就要從農村抽走好幾千億元資金。國有銀行乃至農村信用社也在從農村抽出資金,因為現在農村信用社正在改革。原來農村信用社是以鄉一級劃分,現在都變成以縣級劃分,資金主要投資在縣級以上,結果使農村更缺資金。

　　一方面是百億級的財政資金往下投,一方面是千億級、萬億級的資金通過銀行系統從農村抽走,所以新農村建設是很成問題的。而金融補位又不能靠農村信用社一家。要補位可能得靠新型的、在全世界都證明能夠成功的小額貸款。它起碼能彌補一部分農村信用社的不足。小額貸款公司的建立,可能需要社會投資家先聚集資本來進行試驗,然後慢慢做大。

　　不久前我去了山西定西,有一個村子400多戶人,非常貧困。就是因為2002年有70萬扶貧款下去貸給了農戶,農戶把原來種小麥的地換種了土豆,一年差不多可以多收七八百元人民幣。所以,中國農村的投資機會實際上非常多,而且收益非常高。只是我們沒有一個很好的金融環境。我們可以用這種社會投資的方式去尋找機會。一開始是社會投資,最後完全可以變成商業投資。比如蒙古的可汗銀行,它本來是一個小額貸款銀行,最近讓日本一家銀行收購了,完全商業化了。這說明社會投資最後也會得到非常大的收益。

　　(作者為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此文為作者在“企業社會投資”沙龍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