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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00509, Sun, 22 Jan, 2006 本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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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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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實在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聽起來頭頭是道，用起來莫知所雲。為了能自圓其說，學者們還不如就事論事，把精力放在研究各種具體的“休克”症狀上，比如宗教休克……
美國人類學家凱爾佛洛﹒奧博格（Kalvero Oberg）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提出“文化休克”的概念，原意是將這種現象當成疾病來界定的。按照奧博格的定義，正如休克是指人體內某一重要功能突然喪失，比如大量失血，導致暫時的昏迷或迷失，當人突然進入一個全然陌生的文化環境時，也會因為失去原本熟悉的文化符號和交流手段而產生焦慮、絕望、無助以致排斥的感覺。後來這個概念被文化學家和教育研究者們借來描述人們由於跨文化而產生的不適症狀及其調適與重新學習的過程。
接觸到奧博格的理論是後來的事了。為了做一個關於外國學生如何適應美國大學環境的研究，我讀了不少運用“文化休克”的概念來解釋留學經歷的學朮文章。對照自己的留學經驗，我竟感到慚愧不已，因為自己二十年前剛來美國似乎並沒有患過這?高貴的病。更讓我難以啟齒的是，我當時雖然也有過“休克”，但為之“休克”的居然都是一些粗俗不堪的、非常“物質”的東西，比如小車、漢堡、可樂、高樓、以致公寓裏二十四小時不斷的熱水，等等。因為文化符號和交流手段的不同而迷失？這?風雅的痛苦我怎?就從來沒有體驗過呢？後來想通了，大概我當時就像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怎?也無法理解為什?林妹妹會為隨風飄零的花瓣“休克”得潸然淚下。
還有一個讓我免于“文化休克”的原因，就是我結交的那些信教的朋友們。不，他們給我帶來的其實是另外一種“休克”。一在美國學校寄給我的一大堆錄取材料中，有一張半頁大的申請表格，問我是否有興趣結識“東道家庭”（host family）。當時為了出國忙得腳打後腦勺，連“東道家庭”是什?都沒問就把表格“Yes”回去了。落地當天就接到一個電話，說是我的“東道家庭”，要請我吃飯。我那時的英文水平只能聽懂電話的三分之一，但“吃飯”二字是絕對聽明白了。只是到了約定時間，我的“東道”卡爾醫生並沒有將我接到他家去吃飯，而是徑直來到一座教堂。費了好大的勁，我終於將那天的日程安排搞清楚：原來那是一個星期天，他們教堂在通常的禮拜活動結束後將舉行一個午餐會，專門招待新來的留學生。這就是我與被馬克思稱為“精神鴉片”的東西第一次親密接觸。
說第一次其實並不完全准確。在中國畢竟教了三年多外國文學，其間《聖經》是認認真真讀過一遍的。只是那時讀《聖經》就像讀《戰爭與和平》一般，當成文學作品來念。至於教會，從奧古斯丁到拉伯雷到博加丘到雨果到霍桑，各家推出的版本盡管不同，留在心中的印象卻不能算太正面。為我心目中的教會徹底平反的是卡爾醫生教堂裏的一位“學生輔導員”戴維。
戴維與我同年，是教堂牧師手下為數不多的幾名全職工作人員之一，專門負責大學生的思想工作。卡爾醫生將我介紹給戴維後就忙別的事去了，而戴維不僅在那天的午餐會上對我照顧有加，而且此後三天兩頭給我打電話，噓寒問暖，其無微不至，絕不亞于黨的幹部往貧困地區送溫暖。
再說我當時的境況，可以用“兩眼一抹黑”來形容。落地之前托人找了一個公寓，室友是一個來自越南的本科學生，家中七個弟妹，他是老大。他每天除了上學，還打三份工，清晨天還沒亮就出門，直到深夜才回家。要不是他每天半夜煮夜宵用過多的魚露將我從夢中熏醒，我大概十天半月也見不到他人。初到大學城，不能開車，除了上課和買菜這兩件事而外，時間和空間在我的生活中徹底停滯、完全凝固了。就像海軍陸戰隊員被空投到敵人的陣地，一落地就被俘並投進暗無天日的大牢。
戴維就是在這樣的時候出現在我的生活中。
很長一段時間，戴維在我心中都是一個謎。從一所教會大學本科畢業以後，他就將自己的一生交給上帝了。和其他所有職業一樣，教會的工作也必須從低層開始，於是他就到處遞工作申請，最後我所在大學城裏一家教堂用了他。但是，他的新工作並沒有工資﹔教堂給他一套免費的公寓，提供一切日常生活所需，頂多再給他一些零用錢。而他的工作則是為教堂在本城的大學生和研究生裏進行“公關”。用商業化的朮語來說，叫開拓市場。
要說美國資本主義之徹底，連教會都未能免俗。一個三萬多人口的大學城，光教堂就不下幾十座，而且教派林立。這?多教堂都得靠教友的捐助來維持，因而牧師除了能佈道而外，還真得有點市場營銷的天分才能維持。每年秋季開學是戴維最忙碌的時候，不僅需要聯絡回校的老生，還得結識新生，為教堂招攬新的“客戶”。同時，很多從信教家庭出來的新生在學期剛開始的時候亦在滿城亂竄，“選購”適合自己口味的教堂。換一個角度來看，小城裏那?多教堂之間的競爭用白熱化來形容亦不為過。
認識我，是戴維面臨的一個新的挑戰。之前他盡管和來自台灣、香港及其它東南亞地區的留學生打過交道，但後者與其他外國學生沒有太大的區別：能來美國留學的人一般有一定的經濟基礎，而且願意和他交往的學生大多本來就信教，因而對教堂的規矩和戴維接近他們的動機有所瞭解。而我則是戴維認識並認真交往過的第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在結識我之前，小城已經有一些中國留學生，但他們大多自成一體，較少和外界交往，特別是對教會存有戒心。認識我，戴維雖有點喜出望外，但如何與我交往並最終“攻克”我這座來自紅色中國的“最後的堡壘”，他心中顯然沒數。最讓他為難的是，和幾乎所有八十年代的中國留學生一樣，我不僅一貧如洗，而且對教會缺乏最基本的瞭解。中國在和世界隔絕三十多年之後打開大門，最早出來留學的幸運兒們幾乎都是在無宗教的氛圍中長大的。然而有趣的是，對於外國學生來說，美國大學除了學朮那一塊，幾乎所有的課外生活和社會交往都不可避免地要和教會或信教的人士發生關系。我所在的那所大學索性將外國學生的“迎新”工作（Orientation）交給一個教會組織來承辦。結果是，當時絕大多數來自第三世界的外國學生還沒有踏上美國的土地就被告知在美國有困難應當找教會，就像革命前輩到了“白區”先找黨組織一樣。剛一安營紮寨就往教堂裏跑，有的是為了練習英文，有的將教堂當成周末社交的去處，更有少數人純粹是去蹭飯，哪兒有吃的往那兒去，完全無視教會之間的區別，並且對任何教義和規矩都採取一概不認同的態度。
美國教堂裏的善男信女們對於我們這些“心懷叵測”的“異教徒”們是否有所瞭解呢？我想任何有點處世經驗的人在和我們打過一兩回交道之後對我們的動機都多少有點心領神會。說來有點迂腐不堪，我當時並不認為同胞們想通過教堂來提高英文有何不妥﹔讓我感到不安的倒是教堂提供的那些免費的“午餐”。在我那“民以食為天”文化積澱的低層，時不時冒出來的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不為五鬥米折腰”等等來自老祖宗的諄諄教誨。我明白教堂提供免費午餐的目的，因而在剛認識戴維不久就找機會和他坐下認認真真地交了一次心。我試圖讓他明白，就我目前的處境而言，我是多?地感激他和他教堂那些朋友們的關心和幫助。然而，我成長的心路歷程決定了我皈依受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我希望他不要對我抱任何希望，也不要再請我吃飯了。
奇怪的是，我的這番話不僅沒有讓戴維感到泄氣，他與我的交往反而更加頻繁，而且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對我閉口不談任何宗教問題，更不勸我入教。漸漸地我也忘了他的本職工作，將他當成一個無話不談的朋友。有一次和他聊天聊到忘乎所以的地步，我居然問他說，“戴維，你准備什?時候開始找個正兒八經的工作？”話一出口，我就意識到自己的不妥了。戴維看著我，半天沒有吱聲，然後站了起來，說：“我幹的就是正兒八經的工作。”轉身走了。
此後有一陣沒有聽到他的聲音，而我亦漸漸習慣了這裏的生活。轉眼間學期即將結束，美國同學都一面忙著期末考試，一面作著聖誕節回家過年的准備。孤家寡人客居他鄉，逢年過節時特有的那種天涯飄零的感覺不知什?時候開始在我周圍那幫窮留學生們中間一點一點地蔓延開來，將我本來不多的那點自信和灑脫幾乎蠶食殆盡。
在這無邊無際的鄉愁中掙紮，沒頂的感覺似乎隨時就會到來。就在這時，戴維打來電話，問我是否有興趣到他父母家去過聖誕節。我一個嗝頓沒打就答應了。
戴維家在紐約上州一個遠離城市的小鄉鎮，父母都在教堂附屬小學裏任教。戴維下面還有兩個弟弟，都在教會大學上學。這是一個溫馨而又虔誠的家庭，每頓飯前全家手拉著手祈禱，感謝上帝賜予他們所有的一切。除了星期天全家盛裝去教堂做禮拜而外，每周起碼有兩個晚上在教堂度過：周一是聖經學習班，周三是教友祈禱會。牧師往往在周日的佈道時讓大家提供關於誰家需要祈禱的資訊，比如張家有人生病，李家有人在外旅行，等等。到了周三的教友祈禱會前，牧師將這些資訊匯總並發給每一個祈禱小組，由一位領禱人按照順序為祈禱單上的人家一一禱告，請求上帝為他們保佑平安、無恙、康復、順利，等等。聖誕之夜整個教堂一片歡騰，成人們一首接一首地唱著頌歌，孩子們披著袍子演義兩千年前耶穌誕辰的盛況，老人們則在每一個節目結束時高聲地喝彩道：“阿門！”最後的聚餐將歡樂的氣氛推向高潮，幾十個家庭在一起，親若一家，融洽、平和、不分尊卑、毫無勢利，對萬物之靈發自內心的感恩溢於言表，再玩世不恭的人都不免為之動容。
平生第一個聖誕節就在這樣一種新得讓我幾乎“休克”的宗教體驗中匆匆度過。我還沒有來得及回味這些天的感受，就踏上了歸程。從紐約上州到南方的大學城有十幾個小時的車程，戴維開著他那輛小小的德國大眾車，我坐在旁邊和他天南海北地閑聊。他一開始似乎在刻意地回避宗教這個話題，和我聊了很多關于他弟兄三人成長中的趣事。我一路順著他的話題聊，內心某一個角落裏卻無時不在等待著那個最重要的問題，就像在靜夜裏等待樓上尚未落地的第二隻靴子。眼看快到目的地了，戴維終於有點沈不住氣了。他好像突然想起一件差點忘記的事似的對我說：“對了，我們教堂不久將專門為一批新近入教的外國留學生舉行隆重的洗禮，不知你是否有興趣參加？”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但受洗入教，我好像還沒有想清楚。這一個多星期的宗教“休克”雖說在我心中引發了很大的震動，讓我看到我所熟悉的世俗生活之外還有別一種活法。無奈我心中一點那樣的感覺都沒有。我不想欺騙這位我至今遇到的最好的朋友之一，卻又分明知道在這樣的時候說“No”對他將是多?大的傷害。我不知道這位虔誠到不時地忘了外面還有一個世俗世界的人，在為他的朋友做了這?多的事之後，是否還能瀟灑如常地面對自己的失敗。但我為人的原則不容許我在這?重大的問題上有絲毫的含糊。
沈默了很久，我開口問道：“假如你有一個朋友，由於家庭或個人的原因，怎?也無法成為基督徒，甚至不能像你一樣地去愛你的上帝，你還能和這樣的人維持朋友之間的友誼嗎？”這回輪到他沈默了。顯然，在他的生活中，還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朋友。良久，他拉一拉我的手，說：“放心，你還是我的朋友。”
在今後的幾年中，我們交往如常，他卻再也沒有和我提過入教的事。二前面說過，我剛來美國時為之“休克”過的很多非常“物質”的東西中，首當其沖的就是小車。小車不僅是大學城裏青春洋溢的少男少女們約會時的炫耀，亦是我們這些一貧如洗的留學生維持生存的基本條件。只是少男們注重的是他們的小車能否吸引少女的眼球，而留學生唯一的祈求則是小車不要在錯誤的地點或時間拋錨。
經過一段時間的資本原始積累，我終於決定加入有車族的行列了。先是文獻檢索，探討關於二手車的可靠性問題﹔其次是財務分析，研究怎樣用最少的錢買到最可靠的車﹔最後才是實戰演習，策劃與二手車行銷售人員討價還價的策略和方法。朋友H見我這個課題做得太辛苦，便對我說：“這樣吧，如果你周五晚上能抽出兩小時的時間，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周五吃過晚飯，我跟著H來到瓦裏教授家。一踏進家門，哇！裏面居然坐了一屋子的中國留學生！原來，瓦裏是附近另一所大學商學院的教授，亦是當地一所教堂裏的活躍分子。近年來他和太太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特別關照，從機場接人到尋找公寓，有求必應，在我的大學急劇增長的中國留學人員中間享有崇高的威望。很多人遇到困難首先想到的是找瓦裏教授。最近他開始在家中開辦查經班，每周五晚上都有很多中國留學生來到他家，學習聖經之餘，品嘗瓦裏太太准備的小點心，並交換各種生活資訊，比如孩子上學、愛人來美簽証，等等﹔當然，包括買車。
瓦裏教授吸引中國學生的另一個原因在於，他懂車。據他自己說，他從小愛車、玩車，曾經將一輛車完全拆散又重新裝好。每隔一、兩個星期他就要去當地最大的二手車拍賣市場，見到合適的車就買回來，修好再賣出去。據H說，瓦裏教授在教書之餘還是車行的業餘銷售員，擁有汽車銷售執照。
一見面，我就將來這裏的醉翁之意開門見山地告訴瓦裏教授。他笑瞇瞇地說，“不著急，先坐下和大家一起聊聊，然後我再帶你去看車。”查經班的程式和我在戴維那裏參加過的一樣，先是由瓦裏教授念一段經書，然後大家圍繞他提出的問題來談自己的理解和體會。有趣的是，我以前在戴維家查經，參加者基本上都是美國人和來自基督教家庭的外國學生，聽他們講聖經及其相關問題自然而且有趣。現在第一次參加中國人的查經班，聽這些和我一樣在“紅旗下長大”的人大講活學活用聖經的心得體會，總覺得有點別扭。這樣的念頭剛一出現，我立馬開始對自己的花崗岩腦袋展開“自我批評”，自責為何無法與西方社會的主流思想保持一致，並像其他中國同學那樣與時俱進。
好不容易熬到學習結束，瓦裏帶我來到他的車庫：好傢夥，裏面放著好幾輛二手車，每一輛都擦得油光錚亮，比我在二手車行裏見到過的車子漂亮多了。瓦裏就像給學生講課似的將每一輛車的特點與性能細細道來，而他那扶著車身的樣子與慈祥的父親誇耀令人驕傲的孩子無異。瓦裏介紹他的車，卻一點也沒有車行推銷員的那種急不可耐的貪婪﹔相反，他一再希望我能夠回去好好考慮一下再作決定。平生第一次傾其所有購買這?大的一件東西，我的膽怯和猶豫是無法掩飾的。但是，我實在暗自慶幸，碰到這?懂行而又善解人意的賣主。我一咬牙，當時就將那輛德國大眾兩門四座車要下來了。
車買回來之後，瓦裏幾乎每星期都要給我打一個電話，先是問問車開得如何，然後在挂電話之前順便邀請我在周五去他家參加查經班。來美國這?久，我對人際交往中的直來直去已經非常習慣，但是，長在骨頭深處的中國式待人接物的方式仍然對我的行為起著主導作用。因而，對瓦裏的邀請我簡直無法說“No”。此後，我居然成為瓦裏家查經班的常客。
事實証明，我很快就有點離不開瓦裏教授了。我的大眾車剛進家門的頭一個月，常常水土不服，不是這兒感冒，就是那裏乾咳。買了厚厚一大本手冊，或是念不懂，或是念懂了又醫不了。可是每次瓦裏來電話，只要和他稍微一談，隨後動一下手，就手到病除了。只要不需傷筋動骨，我便完全同意瓦裏的意見：慢慢熟悉車的性能就好了。
大學城的冬天很快就來臨了。原來沒車的時候雖然也抱怨過寒風凜冽，但因為是乾冷，我其實並沒有感到比蘇州的冬天更難過。現在有了車，西北風是喝不到了，但是我的寶貝大眾卻常常在早晨拒絕起床為我服務。後來一打聽，原來我的大眾是當時已經不再生產的柴油引擎，這種引擎在溫度低到一定程度時就無法啟動，唯一的辦法是在停車時將電熱器插上，為發動機保暖。記得我在選定這輛車時，瓦裏曾警告過我，柴油引擎最大的問題是有的加油站只供應汽油，因此我至今保持著油箱未空就加油的習慣﹔但他從來也沒有提到過柴油引擎冬天需要插電保溫這一茬。
那是一個漫長的冬天。我雖然每天睡覺前總不忘為寶貝大眾開暖氣，以防她受涼，但停車在外卻不總是在停車場找得到電插頭。於是，一個冬天我的那些能稱得上朋友的朋友們幾乎都被我騷擾了一遍：他們必須將自己的車開到我的大眾寶貝身邊，用他們空轉的引擎來親吻我那凍僵了的車頭，幫助後者啟動。好不容易熬到春暖花開，所有的朋友們見我都變得有點避之唯恐不及。作為我最好的朋友，H當然受害不淺，於是一個勁地建議我找瓦裏去換一輛車。
瓦裏教授還是像上次一樣耐心。在瞭解了我的困境之後，毅然決然地對我說：“這樣吧，你的大眾既然有這?多問題，想要脫手怕也不易。我可以用當初賣你的一半價錢將這車從你手裏買回來，然後你再貼點錢，從我這裏另買一輛。”我聽了居然感動得一塌糊塗，心想，“瓦裏教授不愧是基督徒，處處為人著想，現在竟然還願意把我的問題車買下！”我二話沒說，就答應了他的條件，而且當晚就將他車庫裏一輛比大眾還漂亮的尼桑車開回家了。
第二天正好周末，我起一大早，開著昨晚剛娶進家門的新娘尼桑到外面兜風。十分鐘後，我上到高速公路，突然聽到引擎一聲嗚咽，車子就在大路中間停了下來。幸好是周末，路上車不多，但被後面來車撞上的危險依然存在。好不容易將車推到路邊，卻使盡渾身解數也無法讓她重新上路。無奈，我只得走到附近的加油站，給瓦裏打電話。瓦裏放下電話就開車前來救駕。十天以後，我來到瓦裏的朋友開的修車鋪子裏，付了相當於我當時四個月的伙食費，才將新娘尼桑重新娶回家。按照現在時髦的說法，叫重婚。
直到這時，我心中對瓦裏仍然毫無芥蒂。我真誠地相信，認識他是我們這些從農耕社會一腳踏進現代工業化社會的中國學生們的福分，而以他那與人為善的基督教道德標准，怎?也不可能在我們這些窮得叮當響的中國學生身上打主意。可是，新娘尼桑回到我身邊後還是毛病不斷。不得已，我咬咬牙，把車送到一家車鋪，讓他們給做個診斷。車鋪技師打開前蓋後，叫我過去看這輛車的離合器。讓我大吃一驚的是，將離合器與其他部件挂在一起的居然是一根舊鉛絲！
這根鉛絲的發現也許避免了一場足以將我置於死地的車禍，但它同時卻在我心中引發了一場比車禍還要可怕的精神上的“休克”。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了，便將我的發現告訴了我最好的朋友H。後者聽了非常憤怒，但他憤怒的原因是因為我居然不憚於如此惡毒地揣測他心目中善良與道德的偶像瓦裏教授。我不難想象自己這種知恩卻不圖報的嘴臉在H眼中是多?醜惡。此時的H已經在瓦裏的引導下從迷途的羔羊變成基督徒，並在他的教堂裏受過洗。（順便交待一下，我與H之間的關系直到畢業多年後我搬到他所在城市的遠郊，找他一起吃了一頓飯後才算恢復正常。）但那時，我實在被心中這口窩囊氣憋得難受，於是又與其他幾位常去瓦裏家查經的朋友談到那根鉛絲。誰知不說不知道，一說嚇一跳：居然很多中國學生都有和我同樣的經歷，而且都因為類似的原因在他手中買過不止一輛車。最讓我難以相信的是，其實H自己就在瓦裏手中換過三輛車！三一直想就當年這些“休克”的體驗寫點什?，卻始終無法找到一個切入點。“休克”的感覺往往來得過於突然、過於強烈，前因後果過於復雜，而且“休克”過後又過於迷失，很多感覺及其來源至今不可理喻。的確，光講故事並不難，難的是將故事背後的寓意想清楚。當然你可以說，偉大的作家從來不必操心故事的寓意，因為那是批評家的事。但我想，作者固然不應在自己的故事講完後再喋喋不休地闡述其寓意，但好的作者起碼得在心中對故事所包含的意義有他自己的理解。而後者，正是我這?些年來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東西。
在關于“文化休克”現象的研究中，學者們關注較多的是休克過程中的心理問題。比如說，他們將外國留學生來到美國後的心理調適過程模式化，概括為所謂“U形模式”或“W形模式”。這些研究有其實用意義，但用來解釋中國留學生的心路歷程難免牽強，因為宗教，而不完全是文化，在中美兩種文化的碰撞中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記得我剛來美國的時候，美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還不算太多。因此，熱心、善意卻又好奇的一般老百姓常將我當成神秘的紅色中國的代言人，向我打聽各種各樣的關於中國的事情，而其中最難以回答的問題是中國人信什?教。我知道最簡短、最准確的回答是：“我不信任何教﹔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也不信教。”但在西方，說某人是“無神論者”近乎罵人，況且中國人的不信神與西方的無神論實在不可同日而語。那?，難道要我從中國儒道釋的起源講起？非不為也，不能也。也許，這就是為什?很多美國教堂將中國學生確定為重點發展對象：在真誠而又簡單的信徒們看來，既然中國人本身沒有宗教，既然人人都應當信一個什?教，既然向迷途的無神論者傳播上帝的福音是每一個基督徒的天職，那?，說服中國學生入教豈不是順理成章、利己而又利人？
但信仰問題之於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卻並不那?簡單。最近念到著名文學理論家錢理群在悼念他的好友時說的一段話，像是為這一代人所作的一幅素描：
“我們的青少年時代是生活在一個封閉的，卻又充滿了信仰、理想、浪漫精神的[環境中]，製造‘烏托邦’的時代文化氛圍裏的一代人，常常具有堂吉訶德氣質：執迷於一種幻覺－－一個絕對的，純粹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不惜為之付出一切代價。”（《壓在心上的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頁）
這種所謂的信仰或理想隨著文革的結束而幻滅，在這整整一代人心中留下了一個巨大的、難以填充的真空。我們亦曾試圖用知識來取代信仰，通過玩命似地研習人類文化和科學的遺產來彌補精神上的空虛。這樣的精神補救法是否成功，有待未來的思想史家在一個更大的時空參照系裏做出評估，只是身在其中的感覺實在不太美妙。這就是為什?那些最先沖出國門的留學生們，初到乍來，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一樣地心亂神迷，一樣地“休克”不已，只是他們為之迷亂、為之“休克”的，不單是文化差異，不單是物質享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迷失和信仰上的苦悶。就像一群忍飢挨餓已經多時的人，突然陷入食品推銷員的重圍之中，有人欣喜若狂，有人猶豫不決，有人玩世不恭，也有人在短暫的饕餮之後突然厭食！
在此，扭曲的心路中還有一個岔道，那就是倫理。悠久的文化傳統決定了中國人在天理和人倫之間，更重後者。因此，任何宗教到了中國人那裏都不可避免地摻入對道德、倫理和人際關系的一廂情願的闡釋。在缺乏宗教基礎知識卻又不求甚解的頭腦裏，不管什?宗教，不論哪種教義，似乎都可以套進“與人為善”這?一個簡單的公式。這種將宗教簡單化、道德化的結果，加上在經濟上捉襟見肘、文化上格格不入的現實，造成了中國留學生與當地教會最初接觸中的各種各樣的錯位與誤解。
回頭想想，通過卡爾醫生認識戴維，實在是我的幸運。他的虔誠、他的善良，在我那迷惘以致冷漠的心中重新燃起對於人性善的希望的火苗，而他的寬容大度則成為我日後在這個多元化的社會中生存發展的行為楷模。雖然我的經歷，以及業已形成的思維慣性，使得我最終沒有如他所願受洗入教，但與他的交往，特別是我們之間思想的交鋒，直接導致了我在最初的宗教“休克”之後世界觀與人生觀的成熟。
對于瓦裏教授，我最初的怨恨早已化為諒解，但我不得不承認，做到這一點並非易事。今天來到美國留學的孩子們也許難以想象，二十年前我來美留學，箱子裏除了一套據說非有不可的、做得歪歪扭扭的西服而外，剩下的只有牙膏、毛巾以及其他一些日用品。作為文科研究生，我的經濟來源比之其他理工科的學生還要糟糕。因此，為了打工而買車，本來已經傾其所有，再加上沒完沒了的修理，實在是雪上加霜。這一切瓦裏知道得非常清楚。以我當時對教會的理解水平，他那損不足以奉有餘的行為在我心中引起的憤懣不難想象，特別是那種受到愚弄的感覺傷害尤甚。也有朋友這樣勸我：我和瓦裏之間從車中引出的恩恩怨怨，完全是咎由自取﹔再癡愚的人，也不至於兩次栽在同一個人身上啊！
然而，化了很多年才想明白的，是我那輕信背後的文化和心理積澱，那就是，我們對於教會的無知以及從中國傳統文化出發對之所作的道德化的闡釋，使得我們入迷途而不知返。對於瓦裏來說，傳教和經商之間根本不存在任何矛盾：他在中國留學生中不僅看到了傳播福音的需要，而且發現了一個源源不斷的商機。他作為基督徒的虔誠和他作為商學教授的精明在我們這個群體或（用商業朮語說）市場中得到了完美的結合與天才的發揮。其實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威伯早在一百年前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就對美國新教的倫理道德觀念作過極為透徹的闡述。在他那裏，所謂理性的、以精打細算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精神正是從新教的以禁欲主義為特徵的倫理思想中衍生出來的。新教倫理也譴責欺詐和貪婪，因為後者是為個人目的而追求財富的行為。然而，如果財富是通過正當商業行為所獲得的勞動果實，那?財富所代表的便是上帝對于信徒在塵世辛勤勞動的祝福了。從這個角度來看，瓦裏教授在他的查經班裏順便推銷二手車，何錯之有？
事到如今才算恍然大悟：也許這就是為什?奧博格的“文化休克”理論一開始沒有在我心中產生共鳴的原因所在。“文化”實在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聽起來頭頭是道，用起來莫知所雲。為了能自圓其說，學者們還不如就事論事，把精力放在研究各種具體的“休克”症狀上，比如宗教休克、物質休克、思想觀念休克，等等。
程星，自由撰稿人，現居新澤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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