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倒退十七年，移民來美前夕，收拾行李時最傷腦筋的是書。不光自己犯愁，連帶朋友都皺眉頭：“你這四壁書怎麽辦啊？”有的進言：“別的可以不帶，書一定得帶，到那邊買都買不到。”我說：“可不。”有的忠告：“我勸你別帶，到了國外，有你緊張的，哪還有閑功夫看這些書？”我說：“也是。”於是繼續犯愁，愁啊愁，愁出了個折衷辦法：書，不可不帶，不能多帶，擇其精華，選一些帶，但外文書一本不帶。
怎麽個選法呢？功利一點兒，首先得選值錢的，比如什麽善本書，或者名家抄本、手校本之類的。可惜我一概沒有，至今還沒有摸過宋槧元刊明刻的書。書架上線裝古籍中最古的版本是同治年間一部私刻的清人詩集，值幾個錢？其次，如果有什麽謀生必備的書，那自然也在非選不可之列。但我掃視四壁書櫥，實在想不出有哪本書是我到了大洋彼岸謀生不可或缺的。
功利不足道，還是選一些自己喜歡的書吧。這卻讓我想起了自己年輕時候不知打哪兒來的怪念頭：世上好書千千萬但真正能與你相伴終身、貼心投緣的只有一本，它會像命運的星辰一樣始終照耀著你，一個人的讀書生涯也正是為了尋找這樣一本書。高中時喜歡《約翰?克利斯朵夫》，讀了一遍又一遍，認為它就是“命運的星辰”了。一入大學就移情別戀，戀上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麽辦》，那裏面洋溢的理想主義令人癡迷沈醉。但很快，在現實鏡子裏照出了自己的幼稚。從此，只想默默地“讀書破萬卷”，而無意去尋找“一本書”了。英國作家羅斯金在他的《芝麻與百合》中，將書分成兩類：一時之書與永恆之書。一時之書是予人愉悅的“閑談之書”，而永恆之書是時間的巨浪淘不盡的可以傳之久遠供世世代代的人閱讀的書。我打定主意：我應該選的正是這“永恆之書”。
於是斷斷續續，前後花了近一星期時間挑選、裝箱。先是古的，經史子集一個門類一個門類選，選完古的選現代的，文史哲，一箱一箱，起碼在我眼裏這些都是支撐人類文明的“永恆之書”。整整裝了十八箱。最後裝入箱子的是一本破舊不堪的《昭明文選》。
說到這本《文選》，那是念大學時，一次給父親的信上隨手提及：很想要一部《昭明文選》。這書當時書店是沒有賣的，好像“解放”後壓根兒就沒有出過。暑期回家，父親一聲不響取出黑布精裝厚厚一部書交給我，布面燙金，四個字：《昭明文選》，有那麽七成新。我簡直楞住了。父親說，這是從一位老先生那裏用一個月的煙票換來的。那年月紙煙憑票供應，稀罕物。父親不抽煙，平時煙票都是親友來要去的。
大學畢業，《文選》隨我西出陽關。文革初，工作組進校不久，焚書風起。有天黃昏時分，操場上燃起一堆柴火，公私圖書一筐一筐擡來，一摞一摞抱來，再一本一本撕開，以喂火舌。人來人往，興高采烈，像是營火晚會。我站一旁心慌意亂地看著，一位教師過來對我說：你不把封資修的書拿來燒掉？你的書一半都可以燒了，什麽黑格爾啊，文選啊，新舊約全書啊，統統該燒！對，我說。於是回寢室抱了一摞書來，有聖經，沒有《文選》，我藏起來了。不忍一本本撕開，一古腦兒拋入了火堆，轉身就走。
後來當了牛鬼蛇神，我所有的書統統被抄。文革結束，一個學生找上門送還幾本當年抄走的書，其中竟有《文選》，只是前後硬面已撕去，撕的時候一定很用勁，裝訂的線都扯斷了好幾根。不用說，硬面撕去做了語錄牌了。文革中刮過一陣風：人人隨身要帶語錄牌，通常是在糊了紙的硬紙板上寫上一段毛語錄，穿上細繩或細鐵絲，走哪兒提哪兒，須臾不離身，有的乾脆拴在腰帶上。精裝書的硬面正是做語錄牌的好材料，在劫難逃。《文選》跟我一起穿過了藍縷歲月，我必須把它帶在身邊。
十八箱書飄洋過海，來到異國，馬上成了親友們的笑料：什麽不好帶啊，帶十八箱書來！然而這些年來倒多虧了這些書。當我困擾于人世的紛亂浮囂而心神不寧時，躲入四壁書城，即使光撫摸一下《文選》，心也就沈靜下來，仿佛摸到了歷史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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