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那天C在電話裡偶爾問起，我早忘了今年五四是北大110週年校慶這檔子事。當時我正望著窗外那一樹三天前雲霞爛漫今天已胭脂飄零的櫻花。C問：你回不回？我回一問：你回？C笑了：我才不回！我也笑了。1998年百年校慶我也沒有回，事後聽說，有校友興沖沖趕去了，卻發現同是校友無形中分了三六九等，校慶是衣錦榮歸者的舞台，於是頗感生分，揣著一顆失落的心回來了。

　　不過，1958年60週年校慶時我正在校。那會兒，繼57年反右，正掀起轟轟烈烈的雙反運動，在華誕盛典的背後，是壓抑和惶悚。我只記得一個70來歲的瘦瘦的老人，在大飯廳前被一夥年青學子圍在中間問東問西。在京師大學堂待過，真正的老北大！老人只是微笑，話不多。

　　六年北大留給我的記憶，是風雨留給落花的記憶，落花留給蝴蝶的記憶，蝴蝶留給標本的記憶，標本留給歷史的記憶。50年前的往事已是水底沉舟，我姑且合上眼，潛入時間的深水，掏摸幾片碎瓷。

　　58年初我被補劃為右派。有天周恩來來北大講話。主會場應該在辦公樓禮堂。班上的黨員幹部Z說，我跟你一起去聽轉播。我跟他上了課室樓。階梯教室裡人不少，都是結伴而入，進來就坐下，互不搭理，鴉雀無聲。轉播快開始了，門被孔隆撞開，進來個人，憤然一股風，直上後排坐下，是張元勳，他後面自然跟了個人。我留意四顧，認出了好些個右派。這才知道，我們是被監視的。

　　雙反運動，指的是反保守、反浪費。而在高校，“雙反運動”實際是在反右解決所謂“敵我矛盾”之後來收拾“人民內部矛盾”了，興無滅資，批判資產階級教授，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中文系批判了游國恩先生的楚辭研究，批判了林庚先生關於盛唐氣象的唐詩研究，等等。畢業前夕，林庚先生給我們作了一次唐詩專題講座，講完，大家都覺得精闢，得益非淺，想鼓掌，卻誰也不敢為“資產階級教授”喝彩，你看我，我看你，再看幾個黨員幹部，氣氛尷尬，林庚先生已在大家尷尬的靜悄悄中出了教室。

　　59年，有一回，好像是哲學系的學生公開和馬寅初校長辯論“新人口論”。我們搬了凳子坐在小飯廳前聽轉播。喇叭裡只聽學生氣勢洶洶的聲音。無非是說些馬爾薩斯資產階級人口論之類，以勢壓人；後來就“揭發”起來了，說馬寅初有一回在飯店，叫了清燉雞，喝了兩口雞湯，要退給飯店。沒有什麼好辯的了，從喇叭傳出的聲音裡，可以感覺出現場的緊張氣氛，馬老一定是憤然而起，走了。喇叭裡只聽到聲嘶力竭的喊聲：別走！回來！別走！辯論會完了。

　　周揚不止一次給中文系作過講演，大多記不起來了，只記得有一回是講文學和時代精神，很轟動，我還作了筆記，但後來一看，除了意識形態之外文學的深意總覺聊聊。不知是不是這一回，總之是個大冷天，周揚上台，那是在辦公樓禮堂，第一句話就說：“嚴寒，通紅的鼻子”。引來哄堂大笑。《嚴寒，通紅的鼻子》是19世紀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一首長篇敘事詩的題目。周揚很能講。

　　想起了王重民先生，王先生是研究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敦煌學、圖書館學的著名學者。北平解放，任北京圖書館代館長，52年後為北大圖書館學系主任。好像是60年吧，曾聽他講“中國地方志”，那時他已是右派，一級教授降為二級了。他恬然藹然，在教室裡，踱著細步娓娓道來，有時像閒談，有時若自語，卻把中國方志講得清清楚楚。文革中，王先生被打成“資產階級土圍子”，1975年4月16日上吊自盡，是年72歲。當時的聽課筆記我還在。

　　聽說，百年校慶期間，北大出版社出了一本介紹北大歷史和現在的畫冊，其中1957-1978年竟一字不提。 雖然這並不太出人意料，但還是令人失落，誰叫你是北大！北大，你不該出賣自己的歷史。

　　又聽說，由季羨林先生題寫書名的《魂縈未名湖》，已編輯成冊，收集了歷屆校友回憶北大的文章，本來今年五四出版，突然說要審查，命運未卜。人們一談北大精神，總津津樂道蔡元培先生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其實，質之今日北大，精神早蔫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