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貿易代表評說昔日的中國談判對手，以及當下中國面臨的挑戰

　　(採訪整理/《環球企業家》黃繼新)

　　1993年，中國外經貿部部長吳儀迎來了一位美國客人，在接下來的幾年里，這個一頭金褐色頭發的美國女人成為吳儀在談判桌上最主要的對手。擁有一個斯拉夫色彩名字的巴爾舍夫斯基與吳儀目標一樣：讓中國進入WTO，但是她們又必須為兩國的利益尋求平衡。 巴爾舍夫斯基出生于美國芝加哥的一個移民家庭，父親是俄羅斯人，母親是波蘭人。1975年，巴爾舍夫斯基在華盛頓天主教大學獲得法學院博士學位，隨後進入華盛頓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這個精力旺盛、強硬雄辯的女人被她的同事稱為“令對手心驚膽寒的斗士”。1993年，克林頓政府提名巴爾舍夫斯基為美國貿易副代表。美日“框架協議”談判是巴爾舍夫斯基的成名戰，她因此獲得克林頓的垂青，1997年，在克林頓的力挺之下，她成為美國歷史上第12任貿易代表。 在與中國談判的過程中，巴爾舍夫斯基被朱基稱為美國“最頑強的”談判家，這位頑強的談判家曾在私下表示，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那麼世界貿易也就失去了許多意義。

　　 出色的中國官員

　　小時候，我父親就四處旅行。他對遙遠地方的興趣和對各種文化的欣賞啟發了我在國際關系和國際貿易方面的理念。作為克林頓時期的美國貿易代表，我們做到了增進關系，推動繁榮。這種情形是雙贏的，很多外國公司在中國的業務發展得很好。現在，我在全球的大學演講，這和我在政府做的事情是相關的，核心思想也一樣。我們推動國際關系和更開放的貿易，希望人民的生活質量提高，貧窮的國家變得富足、強大和穩定。

　　中國經濟在繼續發展，我相信加入WTO也幫助了中國的發展。經濟改革和WTO要求金融、銀行系統以及電信產業的開放，這些都有助于推動中國發展，給中國更多機會，也給與中國打交道的國家更多機會。

　　談判時，我在有些領域非常堅持，政治方面我需要一些成果。但我的角色不只是代表美國進行WTO談判，而且要保証中國受益並履行她的職責，否則就沒有意義。表明美國對中國關系的承諾是最重要的。在同中國的談判中，最艱苦的是電信談判。我當時希望美國公司可以投資51%的股份，但這對中國可能是太困難了，最後大家還是達成了50%的意見。

　　我經歷過很多次特別棘手的談判，比如和日本、俄羅斯、中東和歐洲國家的談判，當然與中國的談判也非常困難。中國的談判團隊非常強硬，他們也非常低調，非常聰明，對長期利益的把握非常准確。中國政府不同級別的官員都對不同形式的協議、不同的議題深思熟慮，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一點中國比很多國家都要強。中美雙方都有各自的目標要實現，這就需要很強的方法性和嚴肅性。中國人的談判目標很純粹，他們永遠都准備得格外充分，中國的談判團隊也非常強勢。朱基、吳儀、龍永圖等官員都非常出色，我和美國媒體也經常這麼說。

　　實際上，知道怎樣進行如此大規模談判的國家少之又少，我甚至不能確定美國政府會在談判中如何表現，因為談判將產生大量協議。吳儀的風格是非常直接的，很有方法。在我見過的所有參與談判的政府官員中，除了我自己，她是唯一一位在對方發言時做筆記的。在對方談話結束後，她會回過頭來看她的筆記，然後發表看法或提出問題。雖然我自己也會這麼做，但這樣做的官員是很少的。她的方法性很強，她對我表達的意思理解得非常清楚，而她的回應也直擊要害，這種情況發生過太多次了。

　　朱鎔基是我見過的最有遠見的政府官員，也是我見過的最引人注意的公眾人物。他看問題的方法很獨到，很冷靜，沒有個人感情在里面，極富邏輯性，深思熟慮，又是非意識形態的。他判斷的依據是這件事對中國來說是不是好事，而非聽說這件事情對中國不利，也不是中國從來沒做過這種事情。他會分析性地看待問題，會問中國的行進方向是否積極，如果是，需要多長的時間？有時他也會嘗試做冒險的決定，很勇敢，非常令人尊敬，這讓我印象深刻。 龍永圖對事情的來龍去脈了如指掌，能很好把握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外經貿部長石廣生──還有很多其他和我打交道的人──都很有遠見，他們急迫地想看到中國盡快發展。

　　從美國方面來看，江澤民和克林頓總統相處得非常好，他們的關系也很積極。中方政府官員的團隊讓人印象深刻，當你從宏觀角度，從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來看中國加入WTO，你會發現這真是個奇跡。中國發展的方向很明確，在鄧小平之後，中國的政府官員具有進一步加快發展的決心，目標就是同國際社會整合。 上一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