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梁冬梅

　　偶然一次在紐約街頭的張望，讓趙曉有了《有教堂的市場經濟與無教堂的市場經濟》一文：美國市場經濟與中國市場經濟的根本不同，在于誠信體系上的差異。

　　善于從某個特殊的角度來切入社會經濟領域里最要害的問題，這是典型的趙曉。20世紀90年代初的增值稅改革，他的一篇報告，影響了朱基的決策；1997年，當政策依然致力于防止通貨膨脹時，他第一個提出中國出現通貨緊縮跡象；進入新千年後，他的關注點落在了民眾關心的房地產市場，“我們是第三世界的收入，第一世界的房價。”

　　 地產良藥？

　　政府不用事必躬親，通過再一次的產權改革就可以實現房地產市場的平衡。

　　不過，這幾年在學界但凡跟房地產沾點兒邊的學者，都難免落下罵名。道理很簡單：房價問題太受關注了，牽涉的利益面又很廣。趙曉也不例外，他被另一些人評論為“一只變色龍”。

　　這個稱謂顯然是來自于趙曉在不同場合對房價問題發表的兩個看似相矛盾的觀點。其一是中國房地產市場還有至少10年的發展機會，目前說房地產面臨拐點為時尚早；其二是中國房地產市場是一個病態市場，早晚會出問題。

　　其實，這兩個看似相左的觀點，趙曉有著更深層次的解讀。

　　“之所以說房地產市場還有10年發展機會，是相對于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而言，國人對房屋的需求依然旺盛，但並非意味著所有房地產公司都有好的發展機會。而房地產市場的病態，則是基于房地產市場的根本問題──產權問題的缺位而產生的。”

　　趙曉認為，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完全可以在政府的主導下，以最大程度降低成本，以及獲取政府收益的方式來加快進行。但這種做法是以農村和城鎮居民的收入與財富損失為代價的。通俗地講，政府主導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左手向農民要地，右手向市民要錢。”

　　在趙曉看來，政府是不用事必躬親，通過再一次的產權改革就可以實現房地產市場的平衡。“我們不能學香港和新加坡。他們之所以建立保障性住房，原因是這兩個地區都面臨人多地少，資源極度稀缺的現實。”

　　“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的獨立都是高興的，只有新加坡是哭著獨立的，是被馬來西亞踢出去的。政府管制在什麼情況下最有效？在資源極度稀缺的時候。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情況有點兒像得了小兒麻痺症，一個人多住一套房，另一個人就沒房子住。中國大陸的情況不一樣，沒必要向他們學習。”趙曉說，中國的情況，通過產權改革完全可以解決。

　　雖然坦言自己尚沒有構思好具體的產權改革方案，但趙曉更相信，“許多改革都是探索出來的。如果用兩年時間，讓各地去探索和實踐，那麼好的方案就會出來。”

　　 向朱鎔基諫言

　　實際上，早在北大讀博的時候，趙曉就在改革的實踐中扮演了重要的諫言角色。

　　從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畢業之後，趙曉就拿到了兩個offer：一個來自林毅夫教授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錄取通知書，另一個來自國家經貿委。

　　趙曉選擇了延遲一年讀博，先去了國家經貿委做研究。當時，全國範圍內正在進行增值稅的改革，內容是把以前對部分行業和企業的增值稅優惠措施廢除掉。

　　趙曉通過調查研究發現，模具這個市場具有其特殊性。首先，這個行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產生的影響很大，許多產品都是靠模具生產出來的。模具的發展情況，影響著產品的更新換代速度和水平；其次，模具行業的人才培養周期很長。從普通的模具工，到合格的模具工，需要至少七八年的時間。如果這個行業的發展完全靠市場調節，可能會造成人才的斷檔，從而影響整個經濟的發展速度。

　　通過對日本、德國、新加坡等國家的研究，趙曉發現，在這些國家，模具行業是受到政策保護的，模具行業享受了包括減稅在內的許多優惠政策。于是，在趙曉的調研報告中，就有了對模具行業的鑄造件實行增值稅優惠政策的建議。

　　時任經貿委副主任的朱鎔基看到趙曉的報告，非常贊成，便將趙曉的建議變成了國家的一項新政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