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制度問題

　　臨著“海歸”派的挑戰，不少人擔心“土鱉”經濟學家未來還能有多少話語權。

　　對于自己的建議經常能被政府採納，趙曉也認為自己很幸運。1998年，他與易綱合著的一篇文章發表在國內權威學術刊物《經濟研究》上，首次提出中國已現通貨緊縮跡象，引得國外媒體紛紛轉載，後來影響到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

　　十年過去了，面對當前經濟形勢，趙曉又發表了《中國經濟走到了十字路口》的文章。文章認為，1998年和2008年的經濟形勢有著三個明顯的相似點：一是都面臨著外部經濟的不確定性；二是都面臨著某些重要的經濟臨界點的變化；三是都面臨著物價上漲的壓力。

　　與十年前相比，趙曉認為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明顯增強，形象的說法是“有了移 動打靶的意識”。他認為如果中國經濟能夠調控得好，把握得好，保持高速增長的機會依然很大，從而在美國經濟下滑時，加快走在世界經濟前列的步伐。

　　從宏觀經濟到房地產問題，一路走來，趙曉關注的都是制度問題，制度怎麼樣設計是公平的，怎麼樣設計是有效率的。

　　“我有一種很強烈的公共意識。”在接受《英才》記者專訪時趙曉如此評價自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種意識源自于自己所處的時代。趙曉是1984年進入大學的，作為那個時代的天之驕子，趙曉和他的大多數同學沒有職業理想、職業規劃，有的只是社會理想和政治理想。

　　寢室里夜談的內容，也是國家如何能夠富強。很顯然，這個問題在大學畢業的時候也沒有得到解決。不過，趙曉卻通過思考讀了很多相關的書。之後，三年的南開經濟研究所經歷，更是讓趙曉迷戀上了經濟學，建立了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思想雛形。

　　在確立國內第四代經濟學家代表人物的同時，趙曉也面臨著“海歸”派的挑戰，不少人擔心“土鱉”經濟學家未來還能有多少話語權。

　　趙曉好像從來沒有擔心過這個問題。“早在聽林毅夫教授講國家間比較優勢的時候，我就知道人與人相比，也是各有各的比較優勢。”趙曉說，在經濟學領域，“土鱉”在對中國問題的感受上起碼要比“海歸”深。

　　“國外很多人請我去講課，瑞士銀行也請我去講課。他們就想知道原汁原味的中國，沒有受華盛頓影響的中國。”趙曉說，“這就是我們的比較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