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學家談中國經濟

　　站在2008的起跑線上，中國將有一個怎樣的發展局面？今後還會保持怎樣的增長態勢？本刊記者兩次採訪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偉教授，請他就我國宏觀經濟的未來走勢、所遇到的問題等發表看法

　　中國經濟增長能持續多少年——訪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偉教授

　　經濟發展追平世界紀錄

　　1978年，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我們打開國門，施行改革開放的國策，到2007年已經是29年了。中國經濟從那時候開始，也已經持續增長了29年。劉偉提出：“如果2007年我國的經濟增長不低於10%的話，我們這29年的平均增長率就是9.7%以上，因為前28年的平均速度是9.7%。這就追平了一個世界紀錄。”

　　這個紀錄是日本連續29年創下的，平均增長率為9%。劉偉介紹說：“二次大戰以後，經濟高速增長保持最長時間的就是日本，日本9%的增長率保持了29年。從神武景氣到亞洲的『四小龍』、『四小虎』，都有一個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韓國大概保持了26年，新加坡保持了23年，我國台灣大概保持了20年，香港地區大概保持了18年。我國從改革開放到今天，也有一個高速增長，這就追平了日本保持的世界紀錄。”

　　那我們是否就應該為這29年的高速增長歡呼雀躍了呢？或者就可以坐享其成，安享那“可預見的未來”？憧憬像哪怕僅僅是現在的新加坡人和韓國人那樣的生活？

　　問題不是這麼簡單！

　　再持續增長几十年

　　人們關注的是，中國經濟增長還能持續多少年？

　　劉偉接下來說到，沒有任何免費的午餐。特別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的發展，付出的的代價和成本將會比相對小的國家要更多。

　　“追平紀錄這個事實引出了一個質疑：別國高速增長，都收穫了一個果實，即成為了新興工業化國家，完成了市場化，完成了城市化，完成了工業化，成為了准發達國家。而我國呢？經過這20多年的發展，卻突然發現離真正的工業化還有很遠的距離。無論從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技術結構，還是就業結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甚至對經濟的實際感受，我國離工業化都還有很遙遠的距離。”

　　“這樣一對比，就提出一個問題：是不是中國這二十幾年高速增長的質量比較糟糕？其實不是這麼簡單。歷史事實證明，大國實現工業化遇到的阻力是小國無法比擬的。”我們國家人口基數世界第一，並且城鄉差距大。要讓全中國都發展起來，是很大的系統工程。“我們國家，如果僅僅是城裡人和城裡人比，基尼係數是不大的；僅僅農村人跟農村人比，基尼係數也不大，但是要把城裡人跟農村人都放一塊兒比，就很嚴重了，所以中共十七大提出：我們要縮小城鄉差距，這些都是很實在的問題。”我們的工業化遠還沒有結束，路程還很遙遠。

　　劉偉認為：“但不用為工業化的未完成垂頭喪氣，失去信心，因為這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契機：正是由於這二十幾年我們還沒有完成工業化，離工業化還有二十幾年的距離，所以中國的經濟至少還可以保持二十幾年高速的持續增長，這是一種可能，也是一種潛在機會。”

　　就歷史來說，日本在經歷了29年的發展之後便遭遇了持續衰退，韓國20幾年後也開始持久衰退，中國是否也要走這樣的路呢？劉偉認為：“中國不可能走這樣的路。因為中國經過這二十幾年的發展之後，離工業化和城市化還有很遠的距離。這意味著，中國在未來還能享受經濟持續增長的優勢。”

　　支撐未來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

　　對於看上去這麼美的未來，當然不能空口無憑，劉偉提出了他對拉動未來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的看法。

　　“首先，固定資產投資不可能疲軟，到處還需要繼續投資。如果到發達國家去看，十年前是什麼樣，現在基本上還是什麼樣，沒什麼變化；但到中國看，不要十年，就是十個月，就有變化。他們的狀態較發達，我們就是發展。我們羨慕他們的井然有序，他們羨慕我們的盎然生機。”

　　其次，是消費的增多。因為中國人多，消費自然大。人多雖然有它的缺點，但是人多也有人多的好處，特別是中國的新生兒。現在，每年中國的新生兒有1400多萬，這相當於歐洲一個中等國家的全國人口。“我們算過了，按照現在的生活水平，原有人口生活水平保持不變的話，僅僅滿足這些新生兒的生活條件，中國GDP每年就要增長4%。所以，中國經濟在未來一二十年裡，經濟增長如果不出意外，4%的增長率屬於板上釘釘。”

　　再次，出口需求。“中國的出口需求增長很快的”。劉偉指出：別的不說，只要這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需求，就可以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在2030年之前，我們算了一下，拉動中國經濟增長7%∼9%。所以，中國經濟完全有可能在未來20幾年保持高速增長。”

　　前有29年的高速增長，後面有二十幾年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如果我們把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就等於中國經濟將要經歷一個長達50多年的高速增長！

　　保持持續增長的條件

　　但是，這種可能目前只是在經濟上有可能。現在，存在這樣一種共識，社會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社會發展也不僅僅是經濟增長。所以要把這種可能變為現實，還需要創造很多條件，不僅包括經濟條件，更包括社會條件。

　　劉偉說：“就今天的經濟條件來說，關鍵就是發展方式的轉變。也就是將經濟增長從主要依賴要素數量的擴張，轉移到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否則，經濟繼續增長的可能性就沒有現實的基礎。”而效率的提高，最要緊的是要創新。“包括企業創新，也包括創新型國家”。沒有創新，就沒有技術進步，效率不可能改變，發展方式不可能轉變。但是技術創新業與制度的活力又有很大關係，而有競爭力的制度就是市場的制度。改革就是要在新的市場制度下，激發人們的競爭力。

　　只有在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兩個車輪的承載下，我們的增長方式才能轉軌，才能發生深刻的變化，才能使我們經濟繼續增長的可能變為現實。所以實現這個目標最要緊的就是要轉變發展方式，提高效率。

　　那我們要創造的社會條件是什麼呢？僅僅是目前，我們要解決的突出社會問題就已經很多了。就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在社會變革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會更多，對此劉偉認為，當代社會發展有三大難題：一個是平等和效率，一個是失業和空位，還有一個就是發展與環境。他們之間相互交織，造成很大的衝突。這三大矛盾，我們不可能完全解除，不可能根本取消，只能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特別是由於我國是一個注重平等和公平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又處在發展階段的落後國家，再加上解決問題的資源又有限，在這個時候，效率與平等的矛盾更加突出。“你要有效率就要有競爭，有競爭就要承認人們之間的差別，承認了差別，人們之間才會有足夠的壓力和動力，但是這就犧牲了平等目標。”

　　所以，我們只能在兼顧效率與公平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在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著力解決社會問題，國家的未來發展才會有保障。

　　宏觀經濟總量的調控政策浮出水面？

　　2007年12月8日，央行宣佈調整準備金率，從2007年12月25日起，普通存款類金融機構將執行14.5%的存款準備金率標準，該標準創20餘年歷史新高。這已經是央行今年第10次調整準備金率。對此，劉偉認為：“目前的宏觀經濟確實有一些問題存在，例如國內內需不足，消費品市場不夠景氣，企業存貨嚴重，資金周轉上不是很通暢等等。”同時，特別是在2007年下半年，百姓經歷著巨大的通脹預期，8月以來，豬肉價格一路飆升，全國各大、中城市的房價也是看漲不看落，通脹的壓力似乎變得日益嚴峻了。

　　為此，國家也實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通過對第二套房貸款的種種限制等措施穩定房地產市場，通過加大供應穩定豬肉價格、通過調整準備金率緊縮財政等等。

　　在1998年以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在大部分情況下是緊縮，1998年5月份以後，開始出現相對過剩，政府實行了擴大內需的擴張性宏觀政策。從2003年以來，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主要是“淡化總量政策，強化結構政策”：地區與地區有區別，產業與產業之間有區別，同一產業內部不同行業有區別，同一行業的不同企業也有區別。這種政策的好處在於更有針對性。這一政策與前面提到的宏觀經濟失衡的特點相一致，因為有的特點是相互矛盾的。在我國這樣的結構、地區差異比較明顯的國家，簡單地採取總量的擴張或緊縮是不太合適的，所以強調的是結構調整的政策。也就是說，國家對宏觀經濟實行擴張還是緊縮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政策選擇。

　　劉偉認為，當下的問題是：“淡化總量政策，強化結構政策的政策是否需要變？中國目前的失衡是不是到了總量需要明確的地步？”2007年年底剛剛召開的全國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提出：在2008年要控制總量，這是否意味著，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已經到了要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要從“淡化總量、強化結構”到既強化結構也要總量的選擇的時候了。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現在只是說要控制總量，並沒有說要在總量的基礎上進行緊縮。但是如果總量失衡的方向越來越明確，2008年是可能要做出明確的總量選擇，而不僅僅靠結構調控的手段。”

　　財政政策是否要由擴張向從緊的方向轉變？

　　2003年以來，我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實際上採取的是鬆緊搭配的原則，也就是貨幣政策在緊縮銀根，而財政政策實際是在擴大需求。這個政策是由於我國宏觀經濟的複雜性決定的，從而使雙松或者是雙緊政策很難決策。如果是宏觀經濟失衡的情況很明確了，這個時候採取雙松或者雙緊的政策是合適的；但是如果失衡的情況不明確，採取雙松或雙緊的政策會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帶來巨大的震盪和破壞。所以我國過去一段時間採取了鬆緊搭配的政策，應當說是比較穩妥的。

　　劉偉認為：“以前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之所以不同步，是因為總量是否失衡還不明確，如果總量明確了，那麼貨幣和財政的方向就應該同步。現在的政策是『採取穩健的財政政策，從緊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是否要從擴張性朝著從緊的方向轉變，目前還不敢說，但是財政政策擴張的力度是否將有所控制，這是值得關注的，不過，這還是要根據2008年經濟的變化來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