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我們不希望在會議上有一些供求雙方是通過會議談判成功的。為什麼呢？因為第二屆跟首屆不同，第二屆、第三屆特別是這之後的融洽會，可能有些企業實際上在開會之前就已經與投資基金進行接觸了。首屆融洽會進行了接觸、交流，然後通過第二屆或以後的融洽會達成了交易，這種情況是有可能會發生的。比如，根據首屆融洽會會後我們的統計，基金與企業進行深度接觸共計7400余次，確定初步合作意向的共計1045家。在這個基礎上，又經過長期努力，截止目前，據不完全統計，已成功融資的企業137家，融資額達到104.6億元人民，還在進行洽談的項目有46家，據初步統計，融資額估計超過35億元。假使投融資雙方通過前面的工作，有些確實在之後的融洽會上達到了簽約的程度，我們組委會願意促進雙方簽約。對這個問題，目前我們是這樣認識的：一方面不以簽約率為標志；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看到簽約，當然是以資金的供給需求雙方的意願為准，而不是以我們為准。

　　記者：在首屆到第二屆融洽會期間，你們與美國、歐洲等方面的基金多次接觸，且他們本身也已經來過幾次，與中國的企業和項目有所接觸。在您與他們這些資本供給方的接觸當中，您覺得他們對融洽會和企業項目有何看法？

　　陳宗勝：國外來的中小基金，最初對中國市場是充滿了懷疑、猶豫和徬徨的。我和並購公會王巍會長到美國去路演的時候，在路演會議上，美國的基金所有者多次提出中國究竟能提供什麼的企業、所屬什麼行業、資信如何、資金狀況如何、它的管理怎麼樣、企業老總究竟是什麼性質的，等等一系列的問題。可以說，在他們來到中國之前，作為資金供給方，他們對中國不是很了解。通過首屆融洽會，他們的疑慮在逐步打消。現在很難說是徹底打消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逐步地打消了疑慮，增加了跟中國企業進行資本對接的信心。為什麼這樣說呢？有這樣的理由：第一，在首屆融洽會之前，我們認真了解了像ACG召開這樣會議時的准備工作和做法，他們在召開這樣的會議前，會對資本需求方，也就是項目提供方的資金情況、企業生產的項目、管理體制、人員素質等做大量的調查研究。我們學習了他們的方法，會前要求參會的企業提供一系列的表格、材料，對他們的資料進行規範化，告訴他們你要想得到資金需要提供什麼樣的標准的資料。這樣企業來參會時想要與資金供給方結合的基礎就做得比較扎實。由于參會企業是有備而來，因此，當這些來參會的國外基金看到有准備的若幹中國項目時，自然感到滿意。

　　第二，在融洽會上，我們做了很多服務性的工作，如資本對接、資本約會等，這就不詳細贅述了。

　　第三，實際上，資本的供給方真正要對企業進行投資、購買股權，會後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因此，我們就成立了專門的公司，組織了專門的隊伍，為願意跟我們交流的這些基金方和企業方提供服務。比如說基金方要進一步了解企業的情況，我們通過與合作的中介機構為他們提供中介服務，找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為其做盡職調查等，讓基金方進一步了解項目供給方，這樣他們就可以逐漸將談判深入下去，最終達成協議。同時項目方也有找我們去了解基金方的。我們會後的服務也有兩條途徑：一條途徑是通過我們的服務網絡披露項目提供方和基金方的非商業秘密信息，讓雙方通過網絡進行撮合；另一條途徑是通過我們的服務公司的專業服務，對他們一對一地進行撮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