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曉

　　以能否“活”來權衡對道德的棄守，有其合理性。但企業家基于信仰而對道德的追求，才是最偉大且最“合算”的。

　　想談談商業文明與企業家信仰的話題，源于筆者參加的幾次論壇。最早一次是2007年年中博鏊亞洲論壇的 “企業家信仰與企業社會責任”分論壇。馬雲等明星企業家共同揭開了這個重要話題但未展開。第二次是2007年《中外管理》舉辦的“管理文明與中國企業成人禮”論壇，李肅等京城鐵嘴，對于人類共同的規則文明則相當漠然。第三次是前不久的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只有王石“讓靈魂跟上腳步”的演講讓人擊掌。

　　在我看來，如果缺了企業家信仰，許多問題可能會討論不開。因為，惟有信仰，才能超越，才有可能不被眼前的利害所羈絆，成就諸如：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倫理與商業文明的宏偉大廈。

　　習以為常的經濟學理性

　　讓我從一個堪稱經典的討論談起。

　　在2007年上海召開的全國MBA商業倫理研討會上，蘇崇武博士給大家講了這樣一件事。他說，一次王石向經濟學家張五常請教，說中國商業環境惡劣，企業要不要講道德？張五常以一如既往的空靈回答：企業如果講道德能活，可以講道德；如果企業講道德會死，就不要講道德。“張氏回答”絕對是經典的經濟學回答，絕對是基于經濟學理性人假設的正確回答。也就是說，“道德行為”並不超越功利的理性權衡，相反，理性權衡是選擇“道德行為”的基礎。據此，“道德行為”的供應完全取決于其是否能夠帶來收益。

　　這樣想和做，並沒有大錯，在當今中國社會也是普遍如此。大概在2001年，我和好友鐘偉等討論市場與道德關系時，我就持“市場內生道德”觀點：強調中國之所以缺乏道德誠信行為，是因為政府管制太多，障礙了市場形成，從而市場重複博弈失靈，而重複博弈下講道德能帶來企業長期利潤最大化，能誘發商人更多的道德行為供應。

　　超凡脫俗的非理性信仰

　　然而，當我進入市場倫理與財富倫理的研究時，我恍然大悟：信仰可以超越對道德功利的算計，從而導致更多的道德行為供應，並會影響到制度環境，進而導致道德供應的進一步增長。

　　譬如說，新教商人出于其信仰相信：第一，商人必須講道德，如誠信無欺，不偷稅漏稅，不搞商業賄賂等，這就是商人原則，不以是否在利潤上吃虧而改變。第二，上帝是公義的，講道德絕不會吃虧。新教商人如此思想，並非出于經濟功利的理性算計，而是出于信仰的單純信念，是一種“超理性”思維的結果。也就是說，在講道德能不能活這個問題上，一般人只是用理性去算計，而信仰者除了用理性算外，更以信仰超越理性，憑信心認定：講道德必然會得到公義的上帝的喜悅而得生存與發展，不講道德反而會遭到上帝懲罰而滅亡。

　　在這種信仰所主導的“超理性思維”下，新教商人會較一般人有更多的道德行為供應。在其所主導的商業環境下，社會對道德行為的需求也會更高，這將對商家形成普遍壓力，讓他們意識到不講道德的成本升高，講道德的好處也升高。這時候，僅憑理性而選擇道德供應行為的商家也會增多，全社會的“社會責任”行為，管理倫理水准以及商業文明狀態均因此進入更高境界。

　　簡文至此，結論就是，企業家信仰對于企業道德行為進而人類文明是有極大的進步價值的。中國幾千年，從不缺聰明與理性者，惟一欠缺的正是持信仰而特立獨行者。恰是這樣的“超理性”者在引領文明的進步。從這個角度講，“讓靈魂跟上腳步”尚有不足，中國企業家還須“讓靈魂引領腳步”才是善之善者！

　　(本文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