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齊平

　　新世紀日本對華的困惑與抉擇。

　　日本終究要作出一個抉擇，在亞、歐、東、西之間。

　　再度握手

　　胡錦濤訪日，專程到古都奈良，參觀了一千兩百年前興建的法隆寺(當時最熱衷于中國文化的聖德太子所建)、唐招提寺(東渡日本的鑒真和尚親自督建)及平城宮(仿長安設計)。

　　這就讓我想起了2007年年底，剛上任未久的福田訪中之行。福田在北京大學演講，說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有力量，為亞洲與世界的穩定與發展作出貢獻。又說：“日中兩國的未來，並不是選擇合作還是對立的問題，而是尋求合作方式如何有效的問題”。

　　福田與胡錦濤這兩位兩國的最高領導人，努力經營中日關系，不僅是在正視歷史，似乎還刻意地在回顧歷史──回顧中日兩國兩千年交往史中許多精彩的片斷。

　　唐朝，不僅是中國三千年歷史中首屈一指的盛世，也無疑是一千三百年前全球範圍中最強盛的國家。當時從日本看中國，用“仰之彌高”來形容應不為過。當時日本派往中國的遣唐使、留學生、僧侶可說絡繹于途。唐以下，宋元明清未嘗中斷。

　　百年後的重逢

　　清中葉以後，中、日均進入到封閉心態的鎖國時期。與此同時，西歐卻在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下出現了新經濟文明。這個快速壯大的西歐經濟文明，通過貿易、武力及殖民手段，很快將勢力擴展到了全球的每一角落，最終到了中、日兩國的門口。中、日兩國均在極不情願之下，被西方勢力撞開了大門，先後訂下了被迫門戶開放的南京條約與神奈川協定。中、日兩國，應該說，當時的處境幾乎是相同的。

　　但相同的處境出現了不同的因應。

　　中國的回應是抗拒、回避、硬拗；日本不同，日本出現了像伊藤博文這樣的政治家，看得清楚潮流與真相，知道自己肯定是落後了，乃毅然決定“改革開放”，也即是明治維新。明治維新不到30年，即脫胎換骨，一敗中國，二敗沙俄，並因此開始了20世紀日本作為世界強國的時代。

　　與伊藤博文幾乎同一個時代，還有一位影響日本發展方向的重要人物，就是提出“脫亞入歐”論的福澤瑜吉。他認為亞洲的代表是中國，而中國是封閉的、封建的、貧窮落後且腐敗的，日本“羞于為伍”，日本要追隨學習的是先進、文明、發達的西歐，因此倡言“脫亞入歐”。伊藤博文的明治維新與福澤瑜吉的脫亞入歐，不但決定了中、日兩國不同的國運，也同時決定了此後一個多世紀中、日兩國關系的走向。

　　中國自鴉片戰爭後，迅速走向衰退，終清一朝，到中華民國建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反右到文革到1978年改革前，中國的國運走到了谷底。但天不亡中國，鄧小平居然還能再起，毅然進行開放。雖然中國的改革開放，比之日本，整整晚了111年，但效果極其類似。改革開放迄今正好30年。這30年，中國從一窮二白到外匯儲備全球第一，堪稱是戲劇性的。這樣的巨變，對僅是一海之隔的日本，自然首當其衝。

　　日本的新變化？

　　而對中國這30年的巨變，日本一開始是不適應，繼之感到壓力，提出“中國威脅論”，近年來則發現：光喊中國威脅論無濟于事，中國每年仍是以10%的速度增長。顯然，日本必須盡快作出一個判斷：中國這30年的變化，究竟是階段性的、偶發性的、一次性的，還是持續性、常態性的，或甚至可能是一個長期繁榮強大階段的開始？這是日本新世紀的困惑，但日本終究要作出一個抉擇，在亞、歐、東、西之間。

　　今年以來，日本外交及對華政策的轉變，傳達的似乎正是這樣的一種微妙信息。管理

　　(本文作者系香港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