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扭曲的薪酬機制。自從1990年代時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一再在監管領域為美國金融界鬆綁後，美國金融業在所謂金融創新的浪潮下，短期激勵機制愈演愈烈。後來發展到，一個交易員的薪酬，風險與回報已經脫鉤，也就是只賺不賠！「比如：你可以一年內為自己掙到6000萬美元的提成，而第二年可以使公司虧損60億！代價不過是丟飯碗而已，而再就業也不難——因為沒人比你懂行！這就導致美國金融從業人員每年只考慮其行為本年內的影響，完全喪失了風險意識。」

　　　　第二是新的金融產品太複雜。如今的金融衍生工具越來越不透明，又是基於高深的數理統計知識，已經複雜到了誰都看不懂，甚至整個華爾街都沒有幾個人懂的地步！「而不懂，就不知道風險在哪裡；不懂，就沒有人敢說它不好，於是一哄而上。」於是，一切風險便不可收拾。

　　　　第三則是各種監管套利現象。

　　　　最後，盧菁遺憾地告訴我們：「這次危機，損失最慘重的群體就是華爾街的華人。」因為，如此複雜、需要計算的金融遊戲，只有華人最玩兒得轉。而曾經春風得意的他們，如今驟然掉入了地獄：他們中的一半，已經失去了工作。而接踵而來的雙重打擊是，他們過去的收入乃至養老金，又已大筆投入了公司的股票裡……如今瞬間所剩無幾。

　　　　由此，筆者不禁在想：金融，包括金融創新，就像並不能燃燒的氧氣一樣，也許本身並沒有錯，但它卻激發出了人性中本就有的最瘋狂、最貪婪一面，猶如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如不嚴加監管，遲早會吞噬掉人類一切理性，一切平和，甚至一切既有價值。

　　　　如今，次貸危機還在滾動，還在發展，沒有人知道這個魔球會滾多大、滾多久……但包括盧菁在內的眾多美國金融界精英，已經在警醒、在反思。

　　　　正如這次四川地震我們感到的：一次危難，最能考驗一個人的素質。同樣，一場戰爭，也最能昭示一個民族的素質。

　　　　一個敢於面對現實的民族——就像華盛頓的韓戰美軍群像，毫無氣宇軒昂，反而躬身四顧、眼神疑懼——因為那才是真實的戰爭；一個誠於紀念個體價值的民族——就像珍珠港最震撼人的不是亞利桑那號殘骸，而是鐫刻全部1177名遇難官兵姓名的樸素紀念堂；一個敢於在錯誤中深刻自省自新的民族——在越戰紀念碑旁，永遠會有志願者諄諄告誡你，那裡發生過什麼，又是多麼錯誤……因而當這樣的民族面對次貸危機時，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會有足夠的勇氣與智慧去克服，去完善。

　　　　說天道地，當兩週四處奔波的考察下來，我們低頭一望，發現皮鞋竟未蒙絲毫塵土與泥濘時，這就是一個偉大的展示，一個強大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