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蘭薩拉位於喜馬拉雅山南麓的低處山樑上，海拔1770米，植被茂盛，氣候宜人。對印度人來說，“達蘭薩拉”意為休息之所。可是，自1960年以來，這裡卻成了“藏獨”分子從事分裂祖國活動的基地，喧囂不斷。

　　達賴集團建立了所謂“流亡政府”，頒布了所謂“流亡憲法”，爾後又仿照國外一些社團組織的模式，把一些流亡藏人綁上了“戰車”。其中一些掛著“民間組織”招牌的“藏獨”分子主張異常激進，叫囂要以暴力手段挑起顛覆活動，1970年在達蘭薩拉成立的“西藏青年大會”(“藏青會”)就是其中一支。

　　“流亡政府”與“民間組織”一體兩面

　　“藏青會”是在達賴的直接授意下組建的，目標是網羅國外藏族青年中堅持“藏獨”的頑固派。

　　自成立起，“藏青會”就全面融入“流亡政府”，並於90年代走進達賴集團的權力核心。目前，“流亡政府”各級官員中，90%為“藏青會”會員。尤其是1992年以來，歷任“總理”全部來自“藏青會”。

　　現任所謂西藏“流亡政府”“總理”的桑東仁波切曾任“藏青會”第一屆副主席。“副總理”兼達賴喇嘛辦公室秘書長哲通丹增格傑、“外交與新聞部長”哲通丹增南嘉，以及達賴的私人代表甲日·洛地，都是“藏青會”的創始成員。

　　然而，一段時間以來，讓外界看到的是，“藏青會”與達賴喇嘛的關係似乎有點微妙：

　　在公開場合，“藏青會”一面聲稱在達賴有生之年會“聽話”，一方面又公然抵制達賴的某些行為，甚至宣稱“我們只服從自己的意願”。

　　該組織現任頭目次旺仁增還曾公開指責達賴“軟弱”。近日，在接受一西方媒體採訪時，他還表示，達賴的“中間路線”已經走了20年，到現在也沒有取得任何結果。另一位與“藏青會”關係密切的人士則威脅，他們可能會尋求新的領袖。

　　“這只是台面上的演技，達賴『流亡政府』與『藏青會』實際上依然是一體兩面。”四川藏學研究所研究員謝剛政向《環球》雜誌指出，從“藏青會”的綱領和各種行動中可以看出，它仍然是達賴集團支持和利用下的激進組織。

　　“藏青會”還一直謀求通過向外國政府施壓來擴大自身影響。早在成立初期，它就多次發起對印度等國政府的“請願”和“抗議”。“從這些事件來看，無論是謀求『西藏獨立』還是西藏問題國際化，『藏青會』與達賴『流亡政府』沒有任何本質區別。”謝剛政說。

　　“藏青會”的暴力手段

　　次旺仁增在印度南部長大，1993年赴美工作，後成為美國公民。2007年8月當了“藏青會”頭目後，他決定暫別妻女，遷居達蘭薩拉。接受西方媒體採訪時，次旺仁增說，“無法保證只會進行非暴力抗爭”。

　　此前，“藏青會”前頭目格桑平措就曾揚言，“我們不惜使用任何手段，無論是暴力還是非暴力。”他還計劃對其成員進行為期6個月的游擊戰訓練。另一位前頭目才旦諾布則說，車臣和波斯尼亞那樣的武裝鬥爭手段給了該組織“非常大的鼓勵”。他聲稱可能潛入西藏境內“割電線、炸橋樑、破壞公路”，並曾派人潛入西藏刺探防務。

　　次旺仁增上台以來，有針對性地將“藏獨”極端活動放在“三月”、“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和干擾北京奧運會上。

　　今年1月，“藏青會”就如何實施“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進行了部署，其中包括開展游擊戰培訓及爆破技術培訓。

　　對於拉薩“3·14”嚴重打砸搶燒事件，在一篇題為《印度意識到西藏令人頭痛》的文章中，印度外交官、前駐烏茲別克斯坦和土耳其大使M·K·巴德拉庫馬爾披露，“藏獨”分子曾“暗示他們確實在等待騷亂發生”。

　　謝剛政告訴《環球》雜誌，“達賴集團、特別是『藏青會』，一直在遙控指揮如何打砸搶燒，對於事後如何行動他們也有一系列計劃。”

　　3月15日，“藏青會”在達蘭薩拉召開會議，通過了“立即組建游擊隊秘密入境開展武裝鬥爭”的決議。他們就人員、資金、武器購置等制定了計劃，並擬從事前勘查過的中尼邊境偷渡路線秘密潛入境內。

　　5天後，次旺仁增聲稱，暴力活動“基本達到了預期效果”，但“此次活動只是今年反抗活動的序曲”。隨後，他進一步鼓吹，“可能已經到了採取自殺式暴力手段的時刻了”。

　　“達賴喇嘛清楚其中的所有細節”

　　4月2日，西班牙《起義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在西藏的挑釁》，文中指出，拉薩打砸搶燒事件“是一次經過精心策劃的冷血挑釁，達賴喇嘛清楚其中的所有細節”。

　　3月14日當天，達賴集團緊急召開了內部會議，研究如何進一步擴大“成果”。這次會議決定，由“西藏流亡政府財政部”負責調集資金。

　　達賴集團還煽動寺廟上街遊行，發動抗議活動。桑東仁波切在會上妄稱要實現“達賴回國”、“三區高度自治”、“廢除《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等目標。

　　隨後，達賴集團“藏青會”、“藏婦會”、“九·十·三運動”、“四水六崗”等組織也緊急調動力量，到印度、尼泊爾藏人聚居區，鼓動流亡藏人通過電話、互聯網等方式盡快與國內藏區的親戚、朋友取得聯繫，“以達賴喇嘛的名義”煽動境內藏區群眾“走上街頭”。

　　印度外交官M·K·巴德拉庫馬爾指出，“流亡政府”迅速而有條理的反應顯示他們至少知道拉薩將發生騷亂。

　　3月18日，達賴在一次記者會上說，“如果事態失控，我唯一的選擇就是完全引退”。國際社會馬上有明眼人指出，此番講話實際上等於承認了達賴集團應對拉薩出現的暴力活動負責。後來，拉薩暴力事件中某犯罪嫌疑人也供認，“『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讓我向境內寺廟和社會散發『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的宣傳材料”，“3月14日的打砸搶燒暴力事件與那邊『流亡政府安全部』的鼓動宣傳有關。”

　　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

　　4月1日，中國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武和平向媒體透露，3月15日以來，中國警方曾先後抓獲了一批和境外達賴集團有聯繫的、參與組織拉薩打砸搶燒事件的重要對象。

　　在部分寺廟裡面，根據僧人和群眾的舉報，從殿外的僧捨中繳獲了大量的進攻性武器，包括槍支176支，子彈13013發，刀具359把，爆炸品、炸藥3504公斤，雷管19360枚，手榴彈兩枚。

　　這一消息徹底撕碎了達賴集團所謂的“非暴力”外衣。

　　目前，境外依然活躍著一支“印藏特種邊境部隊”。據謝剛政介紹，這支部隊現在的編制有8000人左右。它有一個恰克拉塔野外訓練中心，也叫第22訓練指揮中心，有A、B、C、D、E五個防區，部署在中印邊境一線，平時它的主要任務是刺探西藏的情報。“實際上它就是達賴集團的一支軍事力量，一直在進行暴力活動的準備。”

　　而“藏青會”不僅煽動普通群眾參與暴力事件，多年來還積極培訓其武裝和後備力量。該組織一直在達蘭薩拉設有武裝訓練基地，並且組建了“西藏自由戰士協會”進行武裝破壞活動。

　　“達賴集團是暴力和所謂『非暴力』兩手交替使用。”謝剛政說，從1959年叛逃到1974年，達賴一直想組織武裝打回西藏，那時是公開的“藏獨”和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後來看到用武力無望達成目的，他就打著“談判”等幌子向國內滲透，又沒有進展，就再次採取暴力手段製造轟動效應，向中央政府施壓。

　　“『流亡政府』與『藏青會』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就像演雙簧。『流亡政府』不便說話的時候就由『藏青會』出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劉洪記說，“儘管『流亡政府』極力想擺脫與暴力事件的干係，但是責任絕對是推卸不掉的。畢竟類似『藏青會』這樣的組織是在達賴的授意下組建的，按照組織章程，他們都是聽從達賴喇嘛的指揮。”

　　環球雜誌授權使用，其他媒體如需轉載，請與本刊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