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譚盾的中國版《茶》在國家大劇院首演，歌劇導演的名字對國人來說多少有點戲劇化：江青。不過如果你翻開她的履歷，會發現一條更加戲劇化的軌跡：從台灣金馬獎影后，到紐約現代舞大師，再到瑞典音樂劇導演……這樣的人生，或許比歌劇來得更精彩。

　　《環球》雜誌記者/夏海淑

　　電影明星，最早一代瓊瑤片女主角、藝術大師，高深莫測的現代舞舞者，還是歌劇導演！

　　也許是採訪前做了太充足的思想準備，所以當記者在國貿附近的一套公寓裡見到江青時，多少有點吃了一驚：60多歲的她眉目依然精緻，看得出曾經紋過眼線，此外卻是完全的素顏；白色上衣編織精美，配的卻是肥大的休閒褲和平底鞋；更別說身邊沒有一個助理，公寓的傢具設備也簡單得驚人……

　　見到《環球》雜誌記者注意到她的腳，江青解釋說：“前段時間骨折了，現在雖然已經不用戴護具，但只能穿這個。”

　　是跳舞受的傷嗎？“不是，下台階的時候一不小心踩了個空……跳了一輩子的舞骨頭都沒有斷過，沒想到，下個台階倒折了！”她笑了起來，溫婉裡帶著一點明快天真，那一瞬間，記者似乎重新看到了幾十年前風靡港台的那個美麗身影。

　　但對於生命中的這一段輝煌，江青似乎沒有太多留戀，“63年到70年，我在香港和台灣拍電影，拍了29部，67年因為《幾度夕陽紅》得了金馬獎影后，後來去了美國，就這麼簡單。”

　　在江青的娓娓敘述裡，她人生裡的一切轉折和成就，似乎都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就像她為記者倒上冰水，打開空調。而後來記者才知道，因為年紀和受傷的緣故，她自己其實是不吹空調的。

　　《環球》雜誌和江青的對話，就在一種拉家常似的氛圍裡展開了。

　　《環球》：不拍電影之後，您為什麼選擇去跳舞呢？

　　江青：我小時候在北京舞蹈學院學了6年，這段經歷對我影響很大。實際上在拍電影的時候，我就開始給電影編舞了。

　　不過最重要的是到美國後，我發現了現代舞，就像突然發現了一個新的天空。以前我有很多想法，但民族舞也好，芭蕾舞也好，都有自己的程式，有自己的題材和語匯，和平時的生活沒有太大關係。接觸了現代舞之後，我才發現，原來自己的生活、思想、感情各個方面都可以用舞蹈來表現。

　　當然，一開始我也不知道怎麼表現，那時我在加州的大學裡教舞，同時也學舞、學編導。後來又到紐約學了各個流派的現代舞。不過，從一開始，我就很清楚自己要搞的是編導，因為我覺得各種流派與他們的文化是有關係的，我要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來編舞，那才是最有意思的。

　　我覺得自己一直能堅持搞舞蹈，跟自己搞創作是有關係的，你做演員也好舞者也好，只是一個詮釋者，但編導就是一個原創者，我覺得創作的過程中本身就有很大的快樂，很大的滿足感。

　　《環球》：可是您原來在港台那麼紅，突然不當明星了，不會失落嗎？

　　江青：離開電影我沒有很失落啊，我自己現在不再上台跳舞了，也沒有覺得失落，我覺得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電影界給我的經驗也非常好，因為你接觸到了很多角色。我給電影編舞的時候，很多是黃梅調的東西，它們也是中國的一種唱法。後來我給外國的歌劇編舞的時候，就對動作和唱的配合更有感覺。到最後你會發現你所有的經驗，工作的經驗，生活的經驗，都會對自己的創作有幫助。

　　《環球》：到紐約後不久您就成立了自己的舞蹈團，那時候雲門舞集的創始人林懷民也在美國，他是不是也找過您？

　　江青：你怎麼知道的(笑)？是的，他來找過我。

　　那時侯林懷民還剛剛學跳舞。他是作家嘛，最開始是在愛荷華大學一個寫作班裡學習，不知道怎麼就知道了我的電話，給我打長途說，我想拜訪你。我說我在加州啊，他說沒有關係，他可以飛過來。於是在一個學期的中間，他就飛過來了。後來我在美國巡迴演出的時候，他還自告奮勇幫我串過場。我後來把這些表演錄像都寄給他了，跟他說，這些可都是寶貴的資料。

　　我也覺得很奇怪，他怎麼會對舞蹈怎麼這麼迷戀？在街上走著走著就手舞足蹈地跳，在地鐵上也跳，在家裡拿著鍋碗瓢盆，甚至床單，都可以跳起來！

　　《環球》：可是，當舞者是特別辛苦的事情吧？付出很多，現實的回報卻很少。

　　江青：你說得太對了！跳舞一定要經得住誘惑，我的長處是這些東西小時候都經歷過，17歲拍第一部電影，名啊利的東西全都經過了，所以後來看準一個東西，別的東西就不怎麼能誘惑我了。

　　《環球》：後來您是怎麼從編舞又轉到導演上去的？

　　江青：其實87年之後，我做的所有東西就都不是純舞蹈，多少都有唱的成分，對白的成分，表演的成分。回想起來這跟我的經歷有關，因為我覺得創作不需要有什麼局限，在合適的題材裡溶入別的東西更有意思。

　　像在歌劇《茶》裡，我就融入很多中國民間的東西。倒不是因為我學的是民族舞，最主要還是經常回國之後，因為創作需要收集了很多素材，對中國傳統的東西越來越喜歡。

　　我曾經在北京舞蹈學院當過客座教授，也到國外的一些大學教課。我發現，人家是希望通過舞蹈瞭解中國的文化，而不光是學動作。但很多中國學生對於動作的源頭、由來卻越來越模糊，實際上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除了動作以外，要知道舞蹈文化的根源，比如它跟民俗有沒有關係，這裡面會越挖越深。

　　當你關注這樣的問題多了，當有機會的時候，就會自然而然地把這些收集到的東西放進作品裡去。

　　《環球》：聽說您跟譚盾的合作是1981年開始的？

　　江青：是啊。81年我在北京舞蹈學院上課，當時學生們都認為現代的就是西方的，但我不同意。他們說，那你就給我們示範，用現代舞做一個中國題材吧。我就想到了可以做王魁負桂英這樣的故事，叫《負·復·縛》。編舞需要作曲的人，但那時很奇怪，見了很多人，但對話都對不上……結果有人說，有個小男孩，人很聰明，做的東西很怪，要不要見？我說好啊。

　　那時他還是學生，8個人一間屋子，其實我也希望多找些年輕人出來，跟他一談又覺得很好，就讓他作曲了。

　　最有意思的是，他給我做的《負·復·縛》是用舊的錄音帶錄的，我發現背面還有一個鋼琴巴松，後來我就把這個作品變成了一個獨舞的作品，叫《憶》。這是譚盾很小的時候的作品，他都奇怪，你怎麼會喜歡這個作品，太幼稚了！但我覺得很純，很真實。傅聰跟我很熟，他聽了也很喜歡，他也拿去彈了，後來郎朗也彈過。

　　我還用了譚盾很多曲子做了自己的作品，這次，他的《茶》要拍瑞典的版本，我正好在瑞典，就做了。後來中演公司的人看到了瑞典的演出，覺得很不錯，應該有中國版本，就這樣我又排了中國版。

　　《環球》：回國內排歌劇感覺有什麼不一樣嗎？您覺得現在國內藝術界的氛圍怎麼樣？

　　江青：在國外排劇是很有計劃的，一般一出歌劇8個星期，所有的人都會把自己的時間安排好，集中精力這8個星期就做這件事情。但國內現在還不是這樣，很多人手頭上都有別的工作安排，同時在做好幾件事情，這樣排戲會更難。

　　我也在國內做過舞蹈教學，最大的感受就是，現在比賽太多了！舞蹈也好，別的藝術的東西也好，有必要搞那麼多比賽嗎？比賽比什麼呢？技巧還是內涵還是演員的表現力？但大家都特別重視這個比賽，花了太多時間在上面。

　　我覺得現在內地的藝術界都有點過於急功近利，靜不下心來做一個東西。其實台灣也有過這麼一個過程，但是很快就過去了，我希望內地的這個過程也能短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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