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火藥對世界的貢獻，不僅體現在它改變了現代世界格局，還體現在它影響了人類的生活。」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吉星如是評價，「以此看，明末清初無論如何都算是一個十字路口。」站在這個十字路口，最早發明火藥的中國，在軍用火器的道路上被西方遠遠甩在了身後，但卻在民用煙火之路上一承前朝的絢爛，漸行漸遠。

　　甲申之年的火器

　　1644年，按中國傳統干支紀年法輪至甲申，真可謂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名副其實的多事之秋。

　　一年時間裡，明崇禎、大順、大西、清順治，不管國號如何更迭，帝位如何輪換，卻少不了火藥的影子。雖不能說「得火藥者得天下」，但無疑，「火藥在明末清初的戰爭中已經發揮出至關重要的作用」。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黃一農教授告訴本刊記者。

　　這年的農曆三月十九日，「闖王」李自成的起義軍雲集北京城外，與明崇禎帝的秘密談判破裂後，裡應外合輕取北京，架在城牆上的火炮甚至尚未填裝彈藥即被繳獲。當日，崇禎皇帝在景山自縊，盛極一時的明王朝宣告滅亡。一個多月後消息才輾轉傳到四川，當地官員驚慌失措，但此時，另一支農民起義軍在首領張獻忠的帶領下已經逼近蜀中大地。

　　六月，張獻忠用火藥炸開厚厚的城牆，攻陷重慶。八月，遭成都守軍奮勇抵抗，三日攻城未果後，張獻忠命令士兵將城外的大樹砍下，將樹幹掏空後填上火藥、穿入引線，再派人於夜間秘挖地道直通城牆之下。正當明朝守軍們為張獻忠部隊撤退歡呼時，火光沖天，城牆坍塌，成都被攻佔。

　　遠在北京的李自成，這位在兩年前用火藥攻克開封城的起義軍首領，並未能用火藥鞏固自己的政權。是年四月底，被吳三桂與清攝政王多爾袞聯手打敗的大順軍倉皇逃出京城。十二月，被逼至潼關的大順軍又遭清軍圍困。大順軍列陣迎戰，清軍因大炮尚未到達，堅守不戰，直到第二年初清軍才以裝備精良的大炮攻破潼關。

　　這一年，亞歐大陸的另一端也瀰漫在火藥味中。7月，英國議會軍首領克倫威爾率領他的「鐵騎軍」在馬斯頓荒原打敗了王軍，成為英國國內戰爭的重要轉折點。隨後，迅速壯大的新軍很快就建立了專門的火器部隊。

　　今年77歲的潘吉星教授，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致力於研究中國四大發明對於世界的影響，是李約瑟晚年訪華時必見的好友之一。在他看來，明代是繼宋代之後火藥發展的又一個高潮，「可謂集歷史之大成」。宋末元初之年廣泛應用於軍事上的火器，在明朝得到進一步發展，「最典型的就是火箭，宋代的一級火箭到明代發展成多級火箭，大大改變了戰爭的形態，擴大了作戰範圍」。明朝已有專門的火器部隊，名為「神機營」，相比元代的「炮手軍」更為先進。

　　以此往前，中國對火藥的利用一直處於世界前列。據中國當代民族史學家馮家升在其專著《中國火藥的發明和西傳》中所記載，雖然早在八九世紀，中國的煉丹術和醫藥就已經傳入回教國家，可直至宋理宗年間的阿拉伯文兵書雖提到了火攻法，但仍未提到火藥的主要成分——硝，反而將其歸入同時期的藥典中。

　　根據潘吉星的考證，「元大軍將火器與騎兵結合，使得哪怕是歐洲最精銳的騎兵部隊也不堪一擊。攻打莫斯科用火炮，攻打巴格達用火箭，波蘭和德國聯合抵抗，結果被元大軍圍困，用火藥攻克」。此後，元朝在當地建立政權，招募當地士兵製造火藥，將火器技術傳入歐洲。

　　歷史並沒有沿著這一方向繼續發展下去。400年後，當年被蒙古騎士們帶到西方的火藥又回來了，但形勢已不可同日而語。

　　打撈「紅夷大炮」

　　正如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卜正民在其專著《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和文化》中所言，看起來似乎一切都在一夜間發生了變化，但如果將這些變化都歸於1644年，顯然是有失公允的。卜正民教授是李約瑟在晚年的合作夥伴之一。

　　「其實自明中期開始，雖然我們的火器仍在發展，但相比西方已開始顯現落後的趨勢了。」潘吉星告訴本刊記者。明嘉靖元年（1522年），由葡萄牙傳入中國的「佛朗機」已裝配了用於瞄準的準星和照門，堪稱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炮。「這時候，我們的火炮仍大多是前膛裝，每發射完一發炮彈都要清除炮筒中的藥渣，費時費力。」此後，明朝廷很快就招募工匠，仿製了一批「佛朗機」，裝備明朝陸軍及海軍使用。

　　然而至明朝末年，當西方第一批真正的「紅夷大炮」來到中國時，仍令當時的有識之士們吃了一驚。根據黃一農教授的考證，有關明朝末年朝廷從西方引進「紅夷大炮」的說法多半並不屬實。黃一農教授對本刊記者說:「資本主義列強忙著在世界範圍內搶佔殖民地，怎麼可能把最先進的武器賣給中國呢？第一批『紅夷大炮』是咱們自己從海底打撈上來的。」

　　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時任肇慶推官的鄧士亮主持了一項或許可以稱得上是我國古代難度最大的打撈工程。當年，一艘名為「獨角獸號」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行駛至廣東沿海時遇颱風沉沒，船上配有數十門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炮——「紅夷大炮」，這種以射程遠、威力大而聞名的前裝滑膛加農炮，在此後的兩個多世紀裡成為影響世界格局的最重要武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