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號文件肯定包產到戶是一種群眾樂於接受的責任制，承認群眾自由選擇的權利，不再自上而下地用一個模式強迫群眾。這是農業政策上對「兩個凡是」的破除，極大地鼓舞了農民放開手腳進行改革。

　　　　杜潤生一直被後來的研究者稱為黨內的改革派，有人稱他是經濟學家，但他自己一直在強調，自己的思想從來是在農民的自發行為、地方的選擇和歷史經驗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變化的。

　　　　1981年春夏之交，杜潤生組織了17個聯合調查組，分赴15個省調查包產到戶。來自安徽的調查組報告說：包產到戶是「農村的曙光，中國的希望」。這一年全國有161萬個生產隊包產到戶，占生產隊總數的 32%。

　　　　調查中許多農民的淳樸話語給杜潤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江蘇的農民說：「不怕累，就怕捆。」石家莊一先進大隊的農民說，「原來是把大家都拴在一個槽上，擠在一起吃那一點草料，管吃不管飽，自己找點東西吃都不讓，只能一起餓肚子。」

　　　　農民實踐探索出來的適合生產力要求的產權形式，卻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認，這場觀念的交鋒，在當時中國產生的思想衝擊，至今仍讓杜潤生回味悠長。

　　　　杜老回憶，當時農口有一位老幹部，為人正直，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包產到戶問題上，這位老幹部和萬里發生了爭論。

　　　　老幹部：包產到戶，沒有統一經營，不符合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性質，不宜普遍推廣。

　　　　萬里：包干到戶，是群眾要求，群眾不過是為了吃飽肚子，為什麼不可行？

　　　　老幹部：它離開了社會主義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萬里：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你要什麼？

　　　　老幹部：我要社會主義！

　　　　萬里：我要群眾！

　　　　五個「一號文件」

　　　　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開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會後，國務院領導到東北考察，寫回一封信，建議：不要再強調不同地區不同形式了，讓群眾自願選擇，選上啥就算啥，領導不要硬堵。

　　　　由杜潤生擔任主任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就根據中央的這一精神，起草了一錘定音的「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從而結束了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

　　　　胡耀邦說：農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個戰略性文件，下次還要排「一號」。於是，此後5年，每年中央的「一號文件」都是談農業問題。這五個連貫發佈、指導農村改革和發展的「一號文件」，其主要精神分別是：

　　　　1982年——正式承認包產到戶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農村工商業；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競爭促發展；1985年——調整產業結構，取消統購統銷；1986年——增加農業投入，調整工農城鄉關係。

　　　　杜老本人這樣總結五個「一號文件」的歷史使命：「中國農業的進一步改革，受制於城市國有經濟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用當時的一句話來講，就是對於中國農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項目已經出台，不觸動深層結構，再不能向前進一步了。正是這個原因，農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號文件』的歷史使命也告一段落。……中國農村改革並未終結，還須從國民經濟全局改革中尋找前進道路。」

　　　　第一次以中央名義確認「包干到戶」的第一個「一號文件」特別提出：所有的責任制形式，包括包產到組、包干到戶、包產到戶，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是長期不變的，包產到戶的責任制也是長期不變的。這「長期不變」四個字一下子解決了農民對農村政策多變的擔心，讓農民吃了一顆定心丸。

　　　　杜潤生在他口述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有個農民聽了文件傳達後說：「這會兒上級主意說得在理，合乎莊稼人心意。」當天到城裡書店要買本「包產到戶政策書」。而一向是集體主義模範的大寨村，其領頭人陳永貴在北京聽到消息，表示猶豫，「咱大寨人能願意幹嗎？」結果出乎他的預料，多數群眾願意幹，社員說：「砸了大鍋飯，磨盤不推自己轉，頭兒不幹，咱大家干！」

　　　　包產到戶能在全國順利推開，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它解放了土地和勞動力。集體化20多年中，國家每年收購糧食300億-350億公斤，多購1/10就會擠占農民口糧。可是，一搞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到1984年，糧食年產量就增加到了4000億公斤。同時，農業總產值增加68%，農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國農村經濟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無聲的晚年

　　　　周其仁這樣評價自己的恩師杜潤生——他擁有厚實的農村、農民和多方面的知識，但一輩子注重調查研究，對新情況、新問題永遠抱有強烈的求知慾望。由於這些合金般的品格組合，使杜老擁有無與倫比的說服力、感召力和協調力。

　　　　「杜老居然把我們這些毛孩子約到家裡交談，親自聽我們意氣風發而又難免幼稚的見解。支持我們這些下過鄉的大學生系統地研究農村。」 畢業後的周其仁來到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那是年輕的他離政治最近的一段時光。「他(杜老)就是堅持把一批年輕人吸收到中央農村政策制定過程裡來。以我自己為例，一個非黨人士，對政治不懂也不感興趣，但從滁縣調查之後，居然參加了五個中央農村『一號文件』起草的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