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品鑒瓷器的時候,葉佩蘭經常說,瓷器太沉了不行,太薄了也不行,東西拿在手裡得有一定的份量,「什麼東西都像這瓷器一樣,得有個度」
本刊記者 衛毅 發自北京
夏日漸盛,奧運臨近,7月15日,位於故宮文華殿的陶瓷館作為迎奧運的一個項目對外開放,許多珍藏得以顯露。 71歲的葉佩蘭說,找時間她也得去看看,儘管這些東西她已看過多遍。
葉佩蘭曾經是故宮博物院陶瓷組的組長。
1956年,高中畢業的北京人葉佩蘭面臨著多種選擇。她在那年考上了河北大學,但這一南出京城的想法很快遭到了家人的否決,她的家人認為出了北京就很難再回來了。還有一個工作是到全國總工會去當書記員,葉佩蘭覺得這也沒多大意思。她當時其實最想當女飛行員,但體重不夠,被刷下來了。
葉佩蘭的中學老師對她說,要不,到故宮看看?葉佩蘭從小就住在北京前門一帶,但她在18歲之前從來沒進去過故宮。
18歲的葉佩蘭在老師的引領下進了故宮,一個深幽的世界展現在她面前。她到裡面這麼一轉,覺得故宮真好玩,像個大花園。「當時也沒什麼遠大理想,覺得就是找到了一份覺得還可以的工作。」
從1956年「入宮」到1998年「出宮」,葉佩蘭在「宮中」的日子達40餘年。
進入故宮
在葉佩蘭的年少回憶裡,解放前和剛解放時,北京城的城牆都還尚存,「天安門兩旁還有牌樓呢。」
1949年北平解放之後,梁思成和陳占祥提出的保留舊城另建新城的「梁陳方案」遭到否決,毛澤東支持的是蘇聯專家改建古城的方案。從那以後,北京數百年歷史的城牆、牌樓等古建築被陸續拆除。痛惜者的眼淚被毛澤東認為是「政治問題」。領導人的一個願望是能從天安門城樓上看到林立的煙囪。
在一些人眼裡,故宮甚至都在改建之列。
1955年,何祚庥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裡寫道:「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何祚庥的意見得到某些人的認同。還有的人則建議將革命歷史博物館建在故宮內。
當時的政協委員張伯駒堅決反對改建故宮。他提出,故宮有500多年歷史,必須保持其完整性,紫禁城為故宮博物院範圍,絕不得拆建或開修馬路。
在不同意見中,故宮得以完整保留。
葉佩蘭在1956年進入故宮之後,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新鮮,這些工作是她之前從未想過從事的。同樣是在1956 年,63歲的孫瀛洲成為了故宮的一位工作人員。
孫瀛洲當時已是名冠京城的古玩專家。1906年從河北到北京謀生的孫瀛洲從古玩店的學徒幹起,白手起家,省吃儉用,在1923年創辦了自己的古玩店「敦華齋」。多年之後,此店成了北京城裡最頂級的古玩店。孫瀛洲的兒子孫洪琦回憶,店舖最興盛的時期是上世紀40年代,有學徒20多人,每月進出貨物逾幾萬件。
剛解放不久,孫瀛洲在努力向一個新的政權靠近。朝鮮戰爭爆發,孫瀛洲把自己的一些古董賣了錢然後捐給軍隊。為支持國家建設,他把自己的一子一女送到大西北參軍。更大的手筆是,他把自己收藏的2375件文物捐給了故宮博物院,此後多年,他又陸續捐贈了更多的藏品,這其中包括他最喜愛的明成化斗彩三秋杯。
此杯是視文物為生命、「每星期只吃一回豬肉」的孫瀛洲當年花了40根金條所購。他的兒子孫洪琦也僅見過此杯四次。第一次是在孫瀛洲將此杯捐給故宮的頭一天晚上,所有家人首次聚在燈下看到了孫瀛洲多年收集的奇異珍藏。
孫瀛洲的弟子、後來也進入故宮工作的耿寶昌描述此杯:「器型雋秀,玲瓏透體,花紋簡疏,外繪紋飾內部明晰可見,施彩清淡雅致,無與倫比。」
「成化斗彩杯明朝有記載的就值10萬兩銀子,現在如果拿去拍賣,能值上億人民幣啊。」葉佩蘭這樣形容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的珍罕。
葉佩蘭非常樂於回憶與孫瀛洲這樣的老先生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有一次經歷讓她印象深刻。某天,孫瀛洲拿出一件哥窯瓷器和幾件明清等朝代的仿品,讓大家把這七八件東西給攪亂了,然後他閉著眼睛走過來觸摸瓷器。這個,明代仿的;這個是宋代的,這可是好的啊;這個是清代仿的……孫瀛洲全說對了。「我們當時特驚奇,問,『您都是怎麼知道的呀?』」孫瀛洲的解釋是,手感不一樣:宋代瓷器足部邊際窄小,足內施釉有坡度,用手很難提起來;明清足邊有稜角,可以提起來;明代的足邊厚一些,清代的足邊薄些,更規整。
這些學問讓年輕的葉佩蘭大開眼界,她開始「覺得自己的工作真是快樂」。
動盪的年月
1957年,「反右」開始了。
北京城裡被打成「右派」的人很多。在故宮裡稍微好些,但也有些專家成了「右派」。「大家開始花時間到業務以外的地方,不關心國家大事專心搞業務會被說成是走白專道路。」葉佩蘭說。
關於故宮的爭論仍在進行。1958年,北京市文化局黨組提出《關於故宮博物院進行革命性改造問題的請示報告》,擬對故宮的宮殿建築大事清除,表示要堅決克服「地廣人稀,封建落後」的現狀。而當時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意見是:「 我們對故宮應採取謹慎的方針,原狀不應該輕易動,改了的還應恢復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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