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一個學者通過調研，使得某些個農民的觀念發生改變，他們也無力改變周圍的環境

　　　　曹錦清的書房裡，有濃重的煙味。架上除了書，1972年至今的34本日記佔了一整格，他告訴我，1963年到 1971年的，因為「文革」沒能保存下來。

　　　　他的女兒，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曹飛廉在訪談進行到一半時加入進來，她補充父親的觀點，並取來一本書，讀了一段農村合作組織試點的經驗。力主農民合作，是曹錦清在「三農問題」上的一貫主張。

　　　　1995年，曹錦清想去中原做調查，經費沒著落。當時的上海市長汪道涵聽說後，把他找去。「他問要多少錢，我說大概要5萬左右，他說沒問題。我說我沒有發票的，怎麼報銷，另外住農民家裡邊，看誰窮點我可能就多給點。他說沒問題，不要你一分錢發票。我就承諾，我的工資放在家裡，調查發生的費用就用這個錢，不夠我就再要一點，多了我就還給你。最後5萬塊錢我用了3萬，1萬5千塊錢用在農戶家裡，包括捐助、差旅費之類加起來也差不多1萬5千元。汪老還叫我代他去信陽看看，他說人老了，走不動了。」2005年12月30日上午，龍華殯儀館，當眾人向躺在鮮花叢中的汪老遺體鞠躬致禮時，曹錦清失聲痛哭。

　　　　2000年，《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出版之前，出版社估計，能賣個幾千冊就不錯了。但這本60多萬字、文體如流水賬、文字樸實無華的書當年賣了3萬多冊，上海市局級以上幹部人手一本，並成為當年全國人代會關注「三農」問題的媒觸之一。

　　　　現在，曹錦清住在上海的城鄉結合部，房子不大，樓上一戶是來滬掙到錢然後置產的新上海人。他跟附近菜場裡賣米賣菜的比較熟，對他們的生計、住處、開銷、子女讀書都很清楚；那些農村來的人也很容易跟他攀談，因為他長得不像上海人，舉止作派也不像一位教授。

　　　　對自己的思考力，他給60分，因為勤奮，加20分。

　　　　如果能在城裡站住腳，

　　　　農民還是願意出來打工

　　　　人物週刊：我們從糧油肉蛋奶的漲價說起吧，這對農民是個好消息。

　　　　曹錦清：糧食價格上漲帶動農副產品價格上漲，是從2006年下半年開始的，到2007年下半年表現得很明顯，到今年宣佈上漲比例達到百分之八點幾，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因為礦產、能源的價格上漲引起的。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農副產品一漲價，城裡就有恐慌，各大媒體就報道，中央就開會，要想對策。但是反過來，如果糧價、農副產品價格持續走低，像1998年到2003年初曾經發生過的那樣，城裡沒反應，媒體幾乎沒有報道，中央也不會開會，就幾個搞「三農」的人叫叫。

　　　　農副產品的價格其實反映了城鄉兩大利益集團的關係。上漲，肯定對農民有利，等於城市人要花費更多的錢購買等量的農產品，是通過價格機制讓利益向農村輸入。但對城市消費者，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大概占30%左右)不利，因為食品消費佔他們整個消費的比重比較高(恩格爾係數較高)，他們每天自己去買菜，而且揀便宜的買，因此對漲價敏感；而城市高收入人群(大概占20%左右)對食品質量的變化更敏感。

　　　　人物週刊：會不會因此讓一些在城市打工的農民選擇回鄉種田呢？

　　　　曹錦清：會，但比例不會太高。回顧一下糧價的波動曲線和國家相應政策：1998年國家糧食收購價是8毛一斤，到2002、2003年跌到4毛、5毛一斤，這是跌進成本價，農民種糧無利可圖，自然種的人就少了；到2003年9、 10月份一下子表現出來，糧價上漲30%；2004年國家出台一系列惠農政策：減免稅賦、種糧直補等等，到2005、 2006年，農民少交稅賦1300個億，在這種政策下，有些農民確實回去了，2006年我在湖北一個村調查，村長告訴我，有6戶回去了(全村有幾百戶)，像一些中年夫婦，在城市打工比較艱辛的。為什麼比例不高呢？因為每戶承包的地很少，人均不過1畝多一點，種糧掙的錢比起城市打工的收入還是低很多，粗略匡算是1：4的差距。如果能在城裡站住腳，農民還是願意出來打工。這幾年農忙季節裡民工的跨省流動幾乎看不見了，為什麼？農忙回家種地掙的錢比他花同樣時間在城市打工的收入要少，而且還有來回奔波的花銷。

　　　　人物週刊：既然每戶土地這樣少，為什麼從90年代初至今，朝向農村的圈地現象從來沒有停止過？有數據說，從1 997年到2003年末，耕地被使用了大概1億畝。

　　　　曹錦清：改革開放30年，尤其是近20年來，工業化、城市化的腳步加快，這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建工廠要地，城市擴大要地，將城市連接起來的基礎設施，譬如鐵路、橋樑、高速公路都要侵佔大量土地。城市化要以較低成本推進，就要求從農民那裡以較低價格收購土地，這就是1988年初《土地管理法》立法的用意。其中授權地方政府可以「根據公共利益的需要」將農民的集體耕地變更為城市的國有土地，然後批租開發。

　　　　變更過程中對農民有補償，但標準定得很低，包括三項：青苗費、土地轉讓金、勞動力安置費。能直接到農民手裡的當時只有青苗費一項，另兩項集中在縣、鄉鎮、村三級，當時出現過某些村、鄉鎮因為獲得土地轉讓金而腐敗或者分配不均的現象。結果是把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廉價買來，把農民趕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