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們流暢而圓熟的理性未嘗沒有其局限性，它在社會公平和個人正當權利的訴求方面就顯得要冷淡得多，如果聽任這種工具理性過度膨脹，那就是對于真理的僭妄。

　　經濟學家茅于軾去年夏天提出“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招來了成片的罵聲。今年初他堅持不“嘩眾取寵”，又在一次演講中主張提高大學學費，認為目前中國的高校里，窮人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學費偏低，等于是讓不窮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學費的人搭了個便車。所以最好的辦法是通過提高學費，來增加更多的獎學金和助學貸款，從而解決窮人上學的問題。結果可想而知，至少在大眾的層面上，他的這番逆耳之言大受撻伐。

　　在大學學費問題上，幾年前就有經濟學家提出過同樣的建議。坦率地說，這樣的理論“看上去很美”，但倘若真的實踐起來，恐怕只會進一步加劇窮人的無助感、絕望感。

　　大學的收費門檻可能已經擋住了不少貧困家庭的孩子。即使學費不漲，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已經求學無望了，如果再漲，豈非雪上加霜？

　　問題就在于，學費上漲以後，未必能做到“以富濟貧”。毫無疑問，那百分之八九十的學生中，絕大多數來自中產之家。對于這些家庭，從幼兒園到大學，教育費用始終是一筆大開支，他們也無非是踮起腳才夠著了大學的屋頂。莫非在茅先生眼里，走過一段“產業化”之路的高校還是福利型的嗎？因此，學費漲價的後果就是，真正的富人毫無感覺，而更多中產家庭的喘息會變得跟貧困家庭一樣沉重。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曾提醒過，在當前，尤其需要防止中產階層成為調整貧富差距的犧牲品。

　　那麼，能確保助學貸款惠及貧困學生嗎？把助學貸款與學費漲價扯到一起，本身就比較滑稽。助學貸款的發放主要是銀行的事，高校雖然也是合作者，但銀行絕不會因為學費上漲而增加放貸的積極性，恰恰相反，學費漲了，貸款額度也相應加碼，學生畢業後不能如期還貸的風險也隨之遞增，銀行更不願意放貸了。過去幾年，銀行對于助學貸款的消極態度早已成為大眾話題，經濟學家何以視而不見呢？且不說申請貸款的手續並非我們想象中那麼簡單，即使申請到了，那同時也就意味著貧困家庭學生早早背上了巨額債務，如果以後找不到相當薪資的工作，那將連最重要的信用都失去，更遑論與其他同學公平競爭了。也就是說，不讀大學，他們難有出頭之日；讀了大學，他們也很難咸魚翻身。而經濟學家卻還在鼓吹學費要上漲，這只會進一步拉大貧富之間的鴻溝。

　　現實中的很多問題糾結在一起，是非對錯未必一目了然。我毫不懷疑茅于軾先生的智能水平和道德高度，他的很多著作和行動已証明了自身。但在有關教育的問題上，經濟學家們流暢而圓熟的理性也未嘗沒有其局限性，它在社會公平和個人正當權利的訴求方面就顯得要冷淡得多。因此，如果聽任這種工具理性過度膨脹，那就是對于真理的僭妄。現在全民的教育費用大幅攀升，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這種現狀有可能進一步加劇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對峙感，破壞社會的和諧。孫立平曾憂心忡忡地寫道：就業難是造成低收入家庭趨于定型的重要原因，而隨著教育成為一種高消費，它提供社會流動機會的功能漸趨減弱，由教育導致的階層固化現象日益明顯。教育本該是有助于窮人擺脫困境的最後一個轉機，倘若它也參與到貧富分化這種不合理秩序的建構和強化之中，那麼，窮人就真的淪為萬劫不複的絕望之境了。

　　當然，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社會學家，無論是學者思維還是大眾邏輯，也無論是贊成學費上漲還是批評學費上漲，每一個聲音其實都是偏見。我們的輿論生態必須包容所有這些聲音的存在，因為正是各種獲得充分表達的偏見，才可能整合成更為辯証的洞見；正是從每一人每一方的小局出發，才可能成全較小偏倚的大局；正是從各種角度出發的利益表達和思想博弈，才輻輳成為更加合理的社會秩序。如此，才不會發生任何形式的僭妄。

　　責任編輯：邱四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