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下午，白樺從上海來電話問我，知不知道章含之于今晨去世的事？我一下子驚呆了，半晌未語。他那邊急喊：碩儒，你……我這才回過神來，說：……我哪里知道？自1998年我移居美國後就與她疏于聯系。還是去年回京時，曾給她打過一個電話，還是那樣談笑風生，還是那樣一身活力，說她正在上海辦一所外語學校，並相約彼此有空時一聚……笑語約言猶在，誰料得到，斯人已去，相約相聚已無期。

　　我與含之大姐相識還是1985年秋天的事。那時，喬冠華離世還未滿三年，她一襲黑衣，神情憔悴，望著她瘦高的身材總擔心她承不起這失愛的悲哀。以後就或疏或密地走動，每每見面，談的都是“老喬”和她與“老喬”相知相愛相契的片斷。再之後，話題延展，就延至章士釗、毛澤東，及至她的童年、少年、青年……難怪，這是她一生中最牽其心融其情的三個人，也是她最難忘卻的時光，她怎能不回憶！我感嘆，這個易感多感的生命啊，已經到了回憶的季節，是回憶溫慰著她，也是回憶噬咬著她，幾乎是時時刻刻。

　　時間到了1992年初春。一天黃昏，我如約走進她史家胡同的大門。與往常一樣，每走進她家庭院，那一株株梨樹、柿樹、海棠樹都搖出一種說不盡的寒寂和豐富。或許因為聽見了門鈴聲，她已在客廳門前倚門而立，等著我到來了。我們海闊天空地聊著──從新聞到感觸。不知是哪句話的什麼刺激，她突然沉然了。良久，才望著我說：

　　“……真快，明年9月就是老喬逝世10周年了……”我知道，她又陷入了那綿綿的思念與悲哀，想安慰她，可又深感自己語言的蒼白，只好隨之說：

　　“是啊，真快……”

　　“我想紀念一下，別致些……”她像自說自話。

　　“別致些，怎麼個別致法？”

　　“第一，想在明年9月他逝世10周年的日子，邀他的一些老友去蘇州他落墓的地方祭掃一下。這些老朋友都老了，也好順便旅游一下，散散心。”

　　“如果喬部長地下有知，他也會很高興的，可他那麼多朋友，要多大開銷？”我不免為她憂慮。

　　“我不想請太多人，只請文化界的，有馮亦代、徐遲、李顥，要是你有空，還有你。”

　　“我？”我不禁大驚，因為我不是喬冠華的朋友，我與他從未謀面。

　　“你算我的朋友啊，”她似乎意識到我大驚的含意，笑笑說，“我是想，如果你同這些人一起去，會寫出不少好文章。”

　　“謝謝你的美意，我願意。”我不禁答道，“那麼第二呢？”

　　“第二，我想寫一本書，寫我和他，爭取在他逝世10周年時出版。”她啜了口清茶說，“其實，這個想法還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提醒的，前些天曾有一位編輯登門約稿。後來遇到王蒙，我問他給內蒙古寫怎麼樣？他說當然可以，地方出版社有時能出很不錯的書呢！”

　　“你這就不對了，”我有些激動，“既然寫書，為什麼不跟我說？”

　　“你並沒跟我約過稿呀！”她為自己辯護。

　　“那是因為你說你怕寫這些內容，你甚至不敢回憶……”

　　“好了好了，”她遞給我些糖果，“要是我能寫出來，就優先考慮你們中青社。不過內蒙古是第一家提出的，人家那麼熱情，總得先做好工作才好。”

　　話說到這步，我只好讓她先寫。大約一個月後，她來電話說，不得了啦，不知從哪里傳出我要寫這部書的消息，一下子，作家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都上門約稿了，“這可怎麼好，一個女兒還沒出生，就來了這麼多求婚者，你說許給誰好？”

　　“當然許給我，我會用最美的婚紗最高貴的聘禮迎娶她！”看著寫作熱情正一步步拉著她走出悲哀，我也順著她的風趣而風趣。

　　“可我沒寫過書，你得替我改。”

　　“別客氣了，我讀過你的文章。”

　　“那就這麼定了，因為我已經用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大名謝絕了眾多的出版社。”

　　此話說到這里我才安下心來，章含之也就進入了潛心寫作狀態。

　　可她是個大忙人，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部主任的她，今天談判，明天出訪，還有眾多國際會議，她幾乎找不出一份完整的時間，以致之後我要不時地打電話催促，因為我擔心在喬冠華逝世10周年的日子出不來《我與喬冠華》這部書。

　　到了夏天，她來電話說：“這回好了，美國哈佛大學邀我去講學，時間3個月，那里沒太多的事，等回來我大約就可以交卷了。”我為她高興，更為這部書出版有望慶幸。沒想到，3個月後她在一個越洋電話中說：“哎呀，這里同樣靜不下來，那麼多的活動，那麼多的拜訪，這可怎麼辦？”

　　“是啊，再晚就不能如期出版了……”我更加焦慮。

　　“你別急，我在飛機上都寫呢。”她笑，“真逗，你想不到，我在從美國到歐洲的飛機上竟寫了3000多字！”

　　“這麼說，真希望你多坐飛機。”我也逗她。

　　話雖如此，從美國回來時，她卻僅僅帶回4萬多字。

　　可她的寫作是情緒型的。也許很長時間寫不出多少，也許瞬間就能洋洋萬言。秋末的一天，秋雨綿綿，淅淅瀝瀝整整下了一天。晚上10時許，她來了電話：“……你猜我今天寫了多少？”不待我回答，她即興奮地揭底說，“到現在為止，共寫9300字！”

　　“真是高產，”我驚呼道，“不過也別太拼了，反正這書也不能如期出版了。”

　　“不，我感覺今天能寫1萬字。”

　　“為什麼？”

　　“因為我喜歡這樣的天氣，”她停了停，電話聽筒里傳出一聲嘆息，“綿綿秋雨，寂寂一人，正是編織回憶的好時光……”

　　這嘆息是這樣沉這樣重。在我眼前立即映出她曾對我說過的一個畫面：喬冠華逝世不久，北京下了一場秋雨，三天三夜，綿綿密密……。章含之看著屋簷下如淚的雨絲，與其夫的前塵往事恩恩愛愛又一幕幕映在眼前……她抑不住出聲的悲咽，撫不平斷腸的悲情，又怕傷及幼小的女兒洪晃，于是拉起女兒的小手就衝入雨幕。她走出庭院，走出史家胡同，不知走了多久，竟來到她曾經供職的位于海澱的北京外國語學院。她們走著，從外語學院後門走到前門，看著一間間教職員宿舍的煙囪已經冒出縷縷炊煙，想象著一家家往日同事已經兒女繞膝准備著晚飯，再看看不知所以，正跟著她在雨幕中奔走的女兒，更不禁悲從中來。倏忽間她竟自問：倘或真有來世，是選擇如這些同事般過著溫馨平樸的教授生活，還是跟老喬再過一世？走出外語學院前門時她回答自己說：還是後者。

　　“你怎麼不說話？”她在那邊喊道。

　　“啊啊，我是想，這當然會使作品更感人，可也別太傷感啊……”

　　“能嗎，你說能嗎？”她嘆息著。

　　是啊，能嗎？回憶親人愛人，抒寫與之相知相愛相別的苦樂悲歡，誰能不傷感？

　　1993年底，章含之這部蘸著血淚情愁的《我與喬冠華》交稿，第二年初春出版面世。正如喬冠華老友、文壇宿將馮亦代先生在序中所說：這是篇稀世的純情文字；喬冠華的另一位老友、著名詩人徐遲讀過說：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書，她是一部C短調悲愴交響樂。果不出此言，這部書首印8萬冊，未久就紛紛盜版，僅我所知，光東北一家書商就盜版40多萬冊！繼爾，光明日報、文匯報、《小說》、《中華兒女》、今晚報……紛紛連載轉載，中央電視台、上海東方台、江蘇人民廣播電台也相繼採訪，一時間，在海內掀起了一股章含之旋風……

　　大約幾個月後，她對我說：“我好像真成作家了，中國作協的朋友還邀我入會呢！你說我入不入？”

　　“入，當然要入。說不定作協還會因為以有你這樣一位會員而驕傲呢！”我半調侃半祝願地出著主意。

　　“別逗了，我還怕我不夠格呢！”她笑著說。

　　“夠格，絕對夠。”我鼓勵她。

　　“那，怎麼入呢？”

　　我給她介紹了加入作協的程序，並告訴她除填表、送書提出申請外，還要有三個以上的作家做介紹人。

　　“那，誰來介紹呢？”

　　“可以介紹的人多了，馮亦代、徐遲、白樺，還有鄙人。”

　　“原來都在眼前啊！好吧，你可不能跑。”

　　第二年，她加入了中國作協，成了一位實至名歸的作家，她的著作也就一部部出版。而且每出一部，都贏來一大批熱心的讀者。她懾人的才情，優雅的身影，昔日外交家加今日作家的魅力更成了眾目所望的偶像。

　　……萬沒想到，這個我那麼熟悉、那麼親切的身影竟隱遁得如此匆匆，如此瀟灑。我的這些回憶也從此成了永久的已往……

　　含之大姐走了，願她走得依舊安然，依舊如往日般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