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一個中國人，我覺得台灣除了是台灣人的台灣之外，台灣還應該能對中國的歷史發揮更大的貢獻。

　　2008年2月5日，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正式宣布，任命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任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傳統上，這一職位由歐美發達國家大學中的著名經濟學家擔任，但去年夏天上任的佐利克意見相左，這才有了林毅夫的候選成功。

　　林毅夫說：“去年11月底，遴選委員會跟我進行了接觸，向我要了一份簡歷。12月，佐利克首次訪華期間，又與我晤談了一個半小時。他認為世界銀行需要中國智慧，並問我是否對這一職位感興趣，我表示這是很高的榮譽，如果有機會我會認真考慮。”

　　林毅夫將于今年5月底出任該職：“一方面是因為北大的課程要教完；另一方面是在教書之外，補上世行的課，關注國際特別是非洲、南亞、中亞、拉美這些地方的事務，盡量多吸收、多了解、多向人家請教。”

　　世行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發展機構，使命之一是反貧困。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化和國際金融體系的一體化，反貧困工作出現了許多新的機遇和挑戰。作為一個在發展中國家生活、工作、研究多年的學者，林毅夫希望幫助世行更好地了解發展中國家的期望、現實條件和可能性，更好地實現世行所追求的減貧扶貧的目標。

　　作為中國第一位、發展中國家第一位出任此要職的經濟學家，林毅夫將以中國經驗為世行和發展中國家開創新路。

　　從台灣游到大陸

　　現年55歲的林毅夫，30年前是國民黨金門馬山駐軍的一名連長，本名林正誼。1979年的5月16日夜，他只身從金門島游到了2000米外的廈門。此後，他改名為林毅夫在大陸開始新生活。在台灣，他的名字列入了“失蹤者”的名單，唯獨新婚妻子陳雲英知道丈夫的去向。

　　林毅夫給台灣親人書寫家信闡明心跡：“基于對文化、歷史、政治、經濟和軍事的認識，我覺得回歸祖國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選擇方案。作為一個台灣人，我深愛這塊生我、養我的地方，我願意為它的繁榮幸福奉獻一生的精力，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覺得台灣除了是台灣人的台灣之外，台灣還應該能對中國的歷史發揮更大的貢獻。”

　　這段經歷林毅夫本人很少提起，倒是對北京大學立刻敞開胸懷接納他念念不忘。

　　在廈門“參觀游覽”了兩個多月後，林毅夫輾轉來到北京。在入中國人民大學未果的情況下，這個“來歷不明”的學生被北京大學收留，並在第二年迎來命運的更大轉機。

　　那是1980年，剛剛對外開放的大陸迎來了一位尊貴的客人──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榮譽教授舒爾茨。舒爾茨到北京大學宣講他的經濟學理論時，林毅夫榮幸地成為唯一的翻譯。

　　舒爾茨對林毅夫的翻譯非常贊賞，兩人成為忘年交。一天，舒爾茨問林毅夫：“你想到美國讀博士嗎？”林毅夫不假思索地點頭。舒爾茨回國後，正式將林毅夫推薦到了美國芝加哥大學讀博，為他打開了通往世界經濟學最高殿堂的大門。

　　1982年，林毅夫從北京大學畢業，懷揣經濟學系政治經濟學專業碩士學位証書，來到了芝加哥大學，師從舒爾茨學習農業經濟。林毅夫用4年完成了多數同學至少5年才能攻讀下來的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中國的農村改革：理論與實証》更被舒爾茨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

　　1986年，守在台灣的妻子得知丈夫正在美國求學，也隨夫留學美國。夫妻兩人相隔7年之後，在大洋彼岸團聚。林毅夫的執著和陳雲英的癡情，讓人肅然起敬。

　　上世紀80年代末，林毅夫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從海外歸國的經濟學博士，與開展特殊教育研究的妻子回到北京。當時的中國大陸和美國相比，條件較差。然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讓他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回國效力。

　　林毅夫在北京大學就職，專門研究中國經濟發展，陳雲英則在北京師範大學教書，從事殘疾人智障人士教育等工作。

　　靠努力成功的“智囊”

　　回國後，林毅夫先後擔任過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和增長研究室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與城鄉協調發展研究部副部長。他孜孜不倦，勤奮創造，成就顯著。1994年8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宣告成立，林毅夫為中心主任，為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林毅夫曾是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是朱基總理倚重的經濟決策智囊，也是“十五”計劃起草人之一，對中國的經濟決策，尤其對農村經濟和國企改革等領域的政策，極具影響力。

　　為什麼同樣環境下，有成就的人就是那麼幾個？林毅夫的解釋是努力的程度不同：“成功就是99%的努力，加上1%的運氣吧，而且那1分運氣還是因為99%的努力才得來的。”

　　身兼數職，不事張揚的林毅夫平時幾乎沒有節假日。他曾經教育自己的學生：“軍人的理想是馬革裹尸還，我最大的願望就是累死在書桌上。”2004年3月13日晚上，波蘭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科勒德克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演講，而林毅夫白天上課，傍晚匆忙在辦公室吃了個盒飯，就趕去接待這位歐洲前政要，第二天則接著上課，總是精力充沛。

　　林毅夫根據自己對中國改革發展和許多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改革發展成功與失敗原因的認識與理解，提出一套新的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這也是林毅夫自己“最引以自豪的成就”。

　　2007年10月31日，他在英國劍橋大學馬歇爾講座上演講，是登上國際經濟學界頂級講壇的第一位中國學者。他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窮人經濟學”等理論，都成為中國政府的重要經濟政策；他一心創辦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更是被國外媒體看成中國政府舉足輕重的經濟智囊機構之一。

　　近些年來，中央領導參加的經濟問題研討會上，林毅夫的身影也經常出現。知名經濟評論家葉檀說，林毅夫的“智囊”地位，為其升遷作了最好的鋪墊。

　　淺淺海峽隔斷回鄉路

　　雖然在大陸發展順利，但當年泅渡海峽的經歷卻為林毅夫帶來難以言說的痛。台灣方面以“叛逃”大陸的“罪名”，稱其可以判處4個死刑。那道淺淺的海峽，就此隔斷了林毅夫的回鄉之路。

　　1996年，林毅夫的母親不幸亡故。初聞噩耗，林毅夫淚流滿面。因台灣當局的阻撓而未能奔喪，此事成了林毅夫的終生遺憾。

　　2002年5月9日，林毅夫84歲的父親林火樹在宜蘭老家溘然長逝。當時，林毅夫應邀出席在美國舊金山舉辦的一項國際經濟學術研討會，面對記者的鏡頭，他潸然淚下。

　　悲痛之余，林毅夫向台灣有關方面提出赴台祭父的申請，引起了海峽兩岸新聞媒體的極大關注，塵封的往事再次成為報刊連篇累牘爆炒的話題。台灣 “總統府”和“國防部”高官紛紛發表談話，對林毅夫當年的“叛國”“投共”極盡嚴厲之詞，給林毅夫奔喪之事蒙上陰影。

　　林火樹的靈柩一直停放在宜蘭縣員山鄉福園，二十多天都未入殮，家人想讓林毅夫見父親最後一面。林毅夫的大哥林旺松表示，父親生前經常提到想再看看弟弟一家人，希望台“政府”能以人道考量，盡速讓他回台，以盡其孝思。

　　5月30日，台灣方面“基于人道精神考慮”，同意了林毅夫返台奔喪的申請，至于林毅夫案是否超過追訴期屬于法律適用問題，其結果不代表“政府”對該項“叛逃行為”的評價有所改變。

　　然而，由于林毅夫回台奔喪的問題已被泛政治化，林毅夫最終放棄初衷，由妻子陳雲英代為奔喪。

　　6月2日下午，陳雲英懷揣林毅夫的親筆悼父文回台。6月4日，陳雲英披麻戴孝，在林火樹靈前難抑悲痛。她哀傷地說，麻衣讓她感到很沉重，她的心也因為丈夫不能回台奔喪感到痛苦。

　　同日上午，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林毅夫和女兒林曦親手布置靈堂，透過互聯網現場連線直播方式參與父親告別式。林毅夫透過互聯網看著親人和父親的靈位，聽著宜蘭的法師說“宜蘭下雨可能是因為兒子沒有回來”，不由踉蹌跪倒，痛哭失聲。告別式結束後，他仍在父親靈位前跪叩不起。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為什麼非要把台灣和大陸割裂開來，說這是台灣的天，那是大陸的天……為什麼就不能攜起手來，共同創造一個中華民族更大的天？”

　　在與兩岸大學生座談時，林毅夫的連續發問，讓人不勝唏噓。他說自己並不後悔當年的選擇，“問心無愧，從不後悔”。未來如有機會返台，最想要做的事就是為雙親掃墓。

　　責任編輯：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