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個角度看，今年的三二二總統選舉是一個另類的公投。人民依據馬英九團隊選前政見，決定了三類國家目標的優先排序：一經濟繁榮；二政治尊嚴；三軍事安全。

　　岸長期以來各有盲點。雙方想法和做法皆因此而偏差，彼此互害多於互利。首先，雙方皆忽視歷史原則：“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各自一廂情願認為，一旦統一或獨立，便可永遠凍結狀況。各自深怕對方搶先一步，使自己萬劫不復。其實，北京即使武力征服台灣，民怨深重，總有一天被推翻，如元朝之覆亡。台北即使宣佈法理獨立，國際承認不夠，引發共軍犯台，也不成氣候。

　　先看北京想法的偏差：第一，認為台獨發自台灣內部。其實，台獨情緒靠北京打壓餵養。“千島湖事件”、“林滴娟事件”、“飛彈危機”促使台獨茁壯成形。第二，認為台獨是“由上領下”。其實，台灣媒體自由化後，社會的想法“由下塑上”。台獨領袖只是台獨群眾的縮影。第三，認為台灣的民主如兒戲，並引以為戒。其實，台灣民主雖然不無荒腔走板的場面，卻是華人突破歷史文化障礙的重大實驗。其進步不斷，舉世矚目。

　　偏差的想法導致北京對台錯誤的作法，即“以打壓使就範”。文攻、武嚇、大量部署對台飛彈，封殺台灣國際空間。結果，北京愈打壓，台灣愈反抗。台灣民心離對岸漸行漸遠。

　　反觀台灣，有以下偏差的想法。第一，認為中國大陸上下左右是鐵板一塊。但文革以後，彼岸政府及社會早已多元化。第二，認為中國大陸政權本質不變。其實，毛澤東時代殘暴的極權政府(一人掌權萬民為奴)，已經轉變成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寡頭政府(少數人掌權多數人賺錢)。第三，認為中共遲早將崩潰。但至今世界只見大國崛起。

　　上述想法引發台灣偏頗的作法。一是“愛拚才會贏”。認為悲情可以提高士氣，“內爆”(implosion)可以抵抗敵人。國外，我受打壓，國內，我綁頭巾爆發憤怒。二是抗拒兩岸往來。但全球經濟互相依賴已是勢無法擋。上述兩項內部作為實際上並未改善我外在處境，反而弱化我經濟實力。“麻煩製造者的形象”斷送了我與大國溝通的管道。

　　兩岸激進派視對方為首號寇讎，其實，他們是不自覺的利益共同體(symbiotic partners)。當一方激進派拉抬聲勢時，另一方激進派則取得他們在內部“鬥爭”的“彈藥”，變成振振有詞。如果雙方領導人都鎮不住，兩岸激進派相互叫罵，升高衝突，最後導致雙方人民的災難。然而，雙方都有溫和務實的人，有國際視野，有創新思維。兩岸穩重派如果都被壓制，那是雙方的不幸。

　　我一直建議：中國為它自己長遠的利益，必須展現大國氣度。引用老子的話：“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而台灣則必須以智取勝。春秋時代的常勝將軍吳起曾說：敵人有五種，靠勢眾常征伐鄰國的叫“強兵”；對付它必須用謙和的態度使其馴服(恃眾以伐曰強，強必以謙服)。台灣內在尊嚴不要拋棄，實際力量不要喪失，但外在的姿態可以彈性處理。

　　兩岸相峙，時間站在哪邊？答案是：兩岸人民那邊。政府是暫時的，人民是永久的。兩岸人民關切的一樣：幼年教育、中年房貸、老年醫療。雙方領導人中，誰優先照顧人民的利益，誰就贏。如果雙方領導人都能“以民為上”，則雙贏。

　　北京在胡錦濤固權後，已逐漸破除其盲點。台北在馬英九當選總統後，也開始調整。最近兩岸互動加速，卻暗藏另項危險。台灣在美中之間若偏向任何一方，目前對我皆不利。台灣必須小心維持在雙方的中點，而佔據關鍵地位。

　　當台灣一面倒向美國時，華府對我駐美人員冷淡。倒是兩次辜汪會談時，美方態度轉為熱絡，主動求見。台灣如果能從偏美走向中間，短期內美將對我更禮遇。但若台灣矯枉過正，問題就來了。

　　美國對台軍售，之前的說法是，除了反潛飛機以外，其他軍購項目包括F-16戰機、潛艇、直升飛機、愛國者飛彈等，暫時擱置，奧運後再放。繼之傳出小布希卸任以前也不會放。更新說法是，以後可能性遞減，也許永久凍結。如果我們跟北京走得太快太近，美國人會開始懷疑，為什麼把武器賣給將來的解放軍？

　　媒體轉述馬英九身邊人士說，即使和北京協商，如果沒有軍力支撐，對我不利。顯見國民黨政府對此問題，不是沒有警覺。

　　從某個角度看，今年的三二二總統選舉是一個另類的公投。人民依據馬英九團隊選前政見，決定了三類國家目標的優先排序：一經濟繁榮；二政治尊嚴；三軍事安全。在扁執政時代，國家目標的優先順序曾是：一政治尊嚴；二軍事安全；三經濟繁榮。

　　其實，三者之間不無矛盾。而且它們像魚、熊掌與燕窩，“皆我所欲，然不可得兼”。要經濟發展，必須跟對岸來往。在國家政治的尊嚴上，我們勢必有所妥協。例如，最近兩岸復談，北京不提“一個中國”，我們也不提“中華民國”，雙方都在名義上各退一步。實質主權(徵稅、徵兵、有效統治權)絕不能放，但名義主權(是否稱為中華民國)，有所調整。

　　北京認為，馬英九上台，兩岸進展時機大好，再不抓住就沒了。他們也深刻體會到江澤民時代路線錯誤：江在小問題上大做文章，拒絕兩岸復談，結果兩岸政治關係冰凍，台灣問題更形棘手。新國台辦主任王毅的任命有三大意義：一，他原是駐東京大使，現在北京實際上把台灣當成像日本般的一級國家對待，但口頭上不能講。二，他擔任大使時，對北京與東京的和解貢獻很大。現在對台的任務也是一樣：和解。三，他曾是中國外交部最年輕的副部長兼黨委書記，黨內地位甚至超過部長楊潔篪。以前北京國台辦拉攏台灣而外交部打壓台灣的情形，可能會改變。

　　台灣應扮演兩岸“催化劑”的角色，份量少而效應大。我每次問大陸來台人士，“印象最深是什麼？”私下的答案都一樣：“自由”。

　　以後大批陸客不斷來台，見識到令他們羨慕的台灣民主。回到大陸各個角落，他們開始耳語相告，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萬、億。兩岸交流下，時間默默推進，民主種子遍地發芽。長遠下去，這對中國、台灣甚至亞洲、世界的人民其實都是利多。因為在成熟民主國家之間，戰爭少，合作多。(紀淑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