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收入比中國高，貧富差距比香港低，民間活力比新加坡強的台灣，卻出現華人社會裡最焦慮的一群中產階級。台灣中產的焦慮從何而來？難道是“自己嚇自己”？中產階級的真正危機在哪裡？如何安度物價漲、薪水不漲的年代？本專輯將探討財富面、社會面、政策面“搶救中產階級”之道。

　　你擔心工作不保、錢賺不夠、競爭力落後；你抱怨媒體炒作誇大，卻接受了“M型化”、“中產階級變窮”……這些媒體不斷灌輸給你的詞語；你發現近年一些叫作“Falling Behind”、“中產階級消失”的中外文書是在講自己；“高不成，低不就”的形容讓你猛點頭，然後你又歎口氣說好歹“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像你這樣的中產階級，是台灣社會的主流。

　　檢視台灣中產階級的經濟實況、變化趨勢和心理狀態，有三大焦慮和三大矛盾，背後所代表的問題真相值得探究。

　　中產階級“消失”、“下沉”

　　中產仍是穩定中堅，但向上流動“塞車”了

　　經濟結構的變遷，使台灣中產階級的樣貌隨之變化，雖然近年人數穩定地微幅成長(佔整個社會六至七成)，沒有所謂“崩潰”或“下沉”，但組成中產階級的職業群已有改變。最明顯的就是小店老闆(自雇者)、小僱主的比例大幅降低，改由專業人士、邊緣中產(事務員、店員等)成為如今中產階級的主幹；此外，主管階級的比例也有略降趨勢。

　　小店家的商業型態被大企業吸納或淘汰，雖然改領薪水可能比自己創業來得輕鬆，但許多台灣人喜歡“當老闆”的夢想受到打擊，感受上難免產生某種“下沉”心態。“這是公司資本主義取代了小型創業的結果，”長期研究亞洲中產階級的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蕭新煌指出，當經濟發展成熟，整體提升而出現愈來愈多中產階級，但集團化的企業型態，再向上爬的位子有限，於是產生“塞車”的停滯現象，“就像大風吹，以前椅子比人多，現在人比椅子多”。

　　“歐美階級發展成熟的社會，早就是這樣了，”蕭新煌說，除非像中國這類經濟跳躍式成長的社會，才可能有快速的階級向上流動機會，然而台灣並非不再有機會提升階級，只是從整體來看，階級流動的速度變慢是個長期趨勢。

　　近年台灣“邊緣中產”比例上升，相對於體力勞動階級的人數減少，多少也反映了經濟全球化之下，被中國便宜勞力取代的台灣失業勞工，轉入服務業的低層職務。美國經濟學家梭羅(Lester Thurow)曾在媒體訪問中表示“中國正在摧毀(destroy)所有國家的中產階級(按：首當其衝的應是勞工)”，意指其製造能力將取代其他國家的許多工作。

　　“摧毀”一詞或許說得過重，但也點出居於中產階級低層的“邊緣中產”，在全球化之下面臨最大危機，是政府一向忽視、而今最需要注意照顧的對象。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向愷的研究即指出，台灣最中間二○%和中間以下二○%的收入者(主要即由“邊緣中產”構成)，在二○○○至○六年間的可支配所得年平均成長率，是所有階層裡最低的；最中間那群人的所得成長也遠遠趕不上台灣人均國民所得成長，差距較過去大幅拉開(詳附圖)，是經濟弱化最顯著的一群—至於最弱勢者，則已無空間再弱下去。

　　生活品質比不上別人

　　收入增加但“幸福感”下滑，因消費本具相對性

　　名媛、名流的奢華行徑，近年被名牌產業和八卦媒體聯手打造成“品味”的象徵，許多中產階級以此作為檢驗自家生活品質是否提升的標竿，總覺得收入追不上嚮往的花費，好不鬱悶。心理醫師王浩威形容這其實是一種“被製造出來的匱乏感”；台大社會系教授曾嬿芬進一步分析，正如美國學者Robert Frank在新著《Falling Behind》中所談的，當貧富差距拉大，富人們一再拉高檔次的奢華生活，會讓收入其實也有提升的中產階級仍產生“趕不上”的比較心理，這不能說是貪心，因為多數人的消費滿足感本來就是相對性的，特別像教育這種階級向上流動的重要工具，使中產階級對子女教育花費的比較更為敏感(例如貴族私校、各種補習的風行現象，即是中產消費推升)。

　　因為消費的“人比人氣死人”，即使經濟成長、收入增加，中產階級也沒有幸福的感覺，可是叫有錢人停止炫燿也不切實際，Frank提出的解決之道，一是增加富人稅；二是由政府透過公共支出，例如建設美好的社區公園，讓幸福感不必全都得透過個人消費來提升。

　　子女出頭機會愈來愈難

　　“向上提升”變緩慢，但不代表就“向下沉淪”

　　廣告大師孫大偉對我們這前後幾代有著絕妙觀察：上一代歷經戰亂“寒冬”，因此不斷提醒小孩出社會後生存的困難，但等長大後的台灣經濟已是“初春”，這一代遂成了享受經濟發展最甜美果實的既得利益者，而下一代成長的時期正是“盛夏”，難以被教導出憂患意識，等到出社會時經濟的發展階段卻是“深秋”了。

　　這正是目前許多中產階級父母為小孩砸錢“拚教育”的心理背景，總是擔心因為提供的資源不夠而讓孩子“輸在起跑點”。然而，經濟體的階段性發展不是個人所能扭轉，如前述，進入成熟期的經濟社會結構會使“向上提升”變得緩慢，但不代表就“向下沉淪”，作父母的無須過於焦慮，何況每個世代面臨的世界環境不同，更非父母這一代能借箸代籌。

　　另一方面，台灣中產階級焦慮之餘，似乎也急出了不少矛盾心態。首先是蕭新煌形容的“從自我膨脹到自我蕭條”，民調顯示，台灣的低層中產階級自我定位有膨脹現象(例如多數的邊緣中產自認屬於“中間”而非“中下”層級)，而問及對現況滿意度時則又有高比例的否定。因“自視高”而易生不滿，不知該說是“自擾”還是自我鞭策的動力？

　　其次，台北大學社會系教授蔡明璋○五年的調查顯示，六成以上台灣民眾認為以目前個人能力所得到的收入與成就是合理的；但蕭新煌在兩年後的調查卻反映，中產階級認為收入不公平(貧富差距)的現象在台灣非常嚴重，遠大於香港學者拿同樣問題對港人民調的結果(詳附表)。這是因為台灣人被前些年流行的“唱衰”論調影響了？還是貧富差距實際數據雖然不比香港嚴重，卻因近年差距漸漸拉大而使民間感受較強烈？

　　矛盾之三是，台灣中產階級對現狀和未來都較香港憂慮，但當問及“保留現有和追求更多，哪個重要”，台灣中產選擇前者的比例卻明顯高於香港(但兩地都過半)，難道台灣中產階級是既不滿又膽小的一群？過去促成台灣民主化和蓬勃社會運動的那群中產階級到哪裡去了？王浩威以集體心理學解釋，中產階級常是在經濟好時要求更多改革、經濟差時“躲起來”，他感覺台灣中產階級近年隱約有這類保守傾向—政治上向藍綠兩極靠攏，不問是非地捍衛自己認同的一邊，以尋求群體歸屬感，固守原有利益。這恐怕才是真正值得憂慮的趨勢。

　　面對中產階級的焦慮，尤其是低層中產的經濟力弱化，政府的經濟及社會安全政策需要重新檢討。目前除了軍公教的福利最完善，其餘社福政策幾乎只會“給小錢”，而這種給錢的方式永遠不會夠也不會公平，遑論政府各項新增社福財源從何而來？終歸又是要從中產階級身上拔毛。至於全球化衝擊下的國內經濟政策，相較於資本家、高階專業人士可以“趴趴走”，如何照顧到工作、所得移動性較差的中低層中產階級，也不是只靠陸客來台造福觀光零售服務業的“邊緣中產”就可長可久，何況民間對陸客商機實效能否像政府宣稱般巨大，也開始產生懷疑。

　　新閣揆劉兆玄上任之初喊著最優先目標是“打造厚實的中產階級”，但目前決策層的一群高階官員，從正副總統到正副閣揆，乃至許多“新部長，舊官僚”，幾乎都是享有高額月退俸保障的“最爽中產階級”，如何期待他們如馬總統所言“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對小中產的處境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