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朱榮林

　　誠如《新民周刊》記者所言，以一位普通肇事者來評說，當陽女市長範曉嵐于情于理，做得還算無可挑剔。確實，如果沒有網友的披露，車禍風波將風消浪匿。其實，作為車禍本身的研究並無多大意義，而潛伏于車禍背後的深層次思考才是政府應當引起重視的。

　　思考之一是異地任職。主管首長異地任職已成一些地方執政時尚的風景線，其原因在于幹部升遷或調動之後，由于兩地城市等級座次的差異導致幹部普遍不願因崗位變遷而居住易地，除非新職城市水准好于原職城市。因此，“跑班族”雙休日頻繁穿梭于兩地之間已成常規，人們也就見慣不怪了。主要負責幹部異地任職固然有利于衝破人情關系的“差序結構”樊籬，起到改善幹部廉政之作用，但其負面效應也正在日趨放大，且大有甚于正面效應之虞。負面效應之一是對幹部短期行為失去鄉情的約束。外來幹部因無沾親帶故之累有利于放手工作，但由于缺失對長期居住地的切膚之痛，容易為短期考核指標驅動而失去對當地長遠利益的考量，經濟擴張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天平極易發生非理性傾斜。我國地區經濟行為短期性的盛行與此不無關系；負面效應之二是加大了對城際交通的壓力。隨著經濟活動的擴張，我國城際交通負荷日重，其中尤以周末和周初為最。全國有近萬個縣市級以上的行政區劃，其中有異地任職的負責幹部不少于七成，若以地區政府四套班子中有5名幹部異地任職計，則全國就有近4萬輛小臥車平添于繁忙的城際交通高峰之中；負面效應之三是上揚了政府行政成本。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GDP增長創了世界奇跡達30余倍，但政府開支增長竟高達80余倍，其中公費車輛運行的支出占有相當比重。長途往返的公車不僅其直接費用昂貴，其間接成本更是不可小視，包括交通壓力成本、交通安全成本和社會影響成本等。

　　思考之二是首長駕照。各地首長擁有駕照已司空見慣，它有利于推動汽車消費(今天駕公車，未來可能開私車)，也有助于壓縮機構人員(專職司機)。但其負面效應是增加了交通事故的發生幾率。由于首長工作的特殊性，降低了首長駕照擁有者的技術熟練度和精力集中度。由于工作繁忙，首長取得駕照過程所花的時間通常不如普通駕駛員那樣充裕、系統和連貫；取得駕照之後他們親自把握方向盤的機會又不如普通駕駛員那樣執著和頻繁。汽車駕駛技術的熟練程度源自技術的保持和運用，“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是難以熟練的。此外，由于我國政府職能轉變滯後，地方政府首長日理萬機已不鮮見。因此，首長駕車時走神者不乏其人。當陽這位女市長肇事當天駕車時之所以會繞道行駛，原因就是“周一上午政府有個例會”。為趕赴例會，她不僅需要搶速度，而且還會思考如何應對會議內容中某些未知因素等。因此，“精力分散”適逢道路“減速指示牌”缺失，便導致駕車者降低了對突發事件的應急反應和處置能力，以至事發時“時間在一瞬間定格，範曉嵐的大腦一片空白”。

　　思考之三是轄地執法。如果說幹部異地任職和首長擁有駕照尚有某些積極意義的話，那麼首長案子的轄地執法則有百弊而無一利。弊病之一是社會負面影響放大。從媒體報道判斷，盡管當陽市交警大隊事故的處置過程尚屬正當，但是在當前我國社會和諧面臨特定考驗的背景里，這種“下屬執法上司”行為的有效性必然會受到社會不信任的質疑。網民爆料當陽車禍後的短短一周內，我國各主要網站上網民的留言和評論竟高達10萬余條便是佐証。這些質疑的心理依據是“官官相護”的前科，質疑的動機折射出群眾對我國部分地方政府信任度的弱化。因此，在當前特定的社會環境里，地方政府最高首長犯事的社會效應會無形之中被放大。試圖指望以“普通交通肇事”的案例進行比對性說事，已缺失良好的社會基礎。這種社會基礎曾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過，當前的這種缺失正好說明和諧社會建設的緊迫性。換言之，網民判定是非的標尺已經偏離了正常的價值判斷，從而將範曉嵐市長的個人行為上升到地方政府的行為加以苛求和衡量；弊病之二是容易動搖交通主管部門的執法天平。在我國“權與法”正常關系被扭曲的狀態之下，交通主管部門要在自己上級所在的轄區內對上級部門領導進行執法，其執法天平發生傾斜是不足為奇的。因此，面對當陽市交警大隊長王聖華再三出面表白自己公正執法時，社會輿論不以為然便不難理解。這也可能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的緣故吧。為此，與“異地任職”相對應的執法管理──“異人執法”應該不失為對策之一。例如，凡遇地方首長犯案，當地職能部門的上級主管應負責安排異地執法人員前往案發地對之進行執法，這既可防範執法行為的失公，又可避免引發社會不必要的猜忌和非議。(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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