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演員稱為文藝工作者和人民的藝術家，而港台則稱作藝人，這就是道德有底線和娛樂無極限的區別所在。

　　特約撰稿•王泠一

　　最近，一些報刊有關境外電視娛樂節目的報道和評論，都涉及了“娛樂有無極限”的問題。又與幾個朋友閒聊時談到 ，一座大城市，或者一個大省，其文化產業有沒有可能發展成為地區經濟的支柱之一，其文化軟實力應當靠什麼項目得以提升 ？我覺得這兩者內在有著必然的聯系，值得深刻思考，厘清思路。

　　先介紹“文化產業大省”湖南正在進行的新的戰略思考，這是我的同事、知名學者花建帶給我的信息。花建應湖南省 委宣傳部的邀請，四次深入該省調研文化產業的轉型問題。從省會的“超女”大本營到湘西的苗寨瑤村，以及張家界的崇山峻 嶺，諸多信息都表明，單純以“娛樂”為出發點的文化經營之路，已經陷入了危機狀態。在廣泛調查的基礎上，花建牽頭起草 了一份《關于湖南文化產業體制改革、機制創新的對策建議書》。這份對策建議書，據聞得到了湖南省委領導的高度贊賞，湖 南有關方面認真對待，深入研究，積極地為富民強省深層次地思考一些問題、謀劃一些方略。

　　花建在對策建議書中指出，雖然湖南不靠邊，也不靠海，也不是全國文化體制改革的試點單位，但是，歷史悠久的湖 湘文化精神，在世紀之交激蕩起湖南人開發文化產業的熱情，一旦有了政策和體制的鼓勵，就會轉化為強大的物質生產力。那 就是：1.身無分文，心憂天下；2.勇于斗爭，敢為天下之先；3.實事求是，經世致用。湖南文化產業的許多大舉措，在 中國文化產業的全局中，都具有理念上、體制上、方法上的突破性意義，一旦實施，就產生了巨大衝擊波。顯然，關于湖南文 化產業的發展優勢，花建看重的第一要素是傳統文化的精髓，其次是內源的創新動力，第三是寬松扶持的環境。

　　筆者也曾經和花建討論過類似“超女”、“好男兒”等電視娛樂節目，我們總覺得它們不能成為文化產業的方向，也 不是文化經營的長久方針。我們都覺得，要使文化建設成為提高民眾精神素質的重要抓手，又要把文化產業變成下金蛋的鵝， 是需要區別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文化事業單位主要做什麼，文化企業單位主要做什麼，職能上要有分工，但是目標是一致 的，尤其是文化企業，包括一些電視廣播節目、影視產品、報刊文章、動畫讀物等，必須著力于從內涵上創新、從傳統中吸取 營養，進而走出國門去爭取對外文化貿易的順差；我們應該高度警惕一些領域的“娛樂至上”傾向，反對低俗之風。如果我們 的文化市場一味被消費主義、感官刺激的思路牽著鼻子走，不要說在中國內地不會形成穩定的文化業態，就是在海外市場上， 很多文化經營機構本身也在飲鴆止渴，逐漸走向“娛樂至死”狀態。

　　華東師範大學的仲富蘭教授在今年4月14日《新民周刊》上撰文指出：傳統文化，猶如一條浩瀚的大河，曲折蜿蜒 地日夜流淌，時至今日，對我國政治、經濟、哲學、文學、藝術、音樂、化學、醫藥、民俗等各個領域，還在發生著極為深刻 的影響和作用。仲富蘭當然也看到：現代商業社會，實行的是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利益原則，不同利益主體之 間對利益的追求和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競爭，是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對此，傳統的道德和文化會遭遇一些尷尬。但 是，他強調──傳統文化應對市場經濟的挑戰，也不是完全被動和無所作為的，面對經濟一體化和文化多元性、多樣性的世界 ，保持傳統文化基因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與時俱進：繼續弘揚中國文化精神中優良的文化基因；繼續以開放的胸襟，不斷地 創造出適應新的時代的文化樣式；繼續蕩滌和揚棄傳統文化中不適應現代社會的“糟粕”，弘揚傳統文化中優秀的“精氣神” 。

　　而上海社科院文學所所長葉辛主編的《2008上海文學發展報告》則顯示，缺少品位和內涵的概念炒作也已經接近 窮途末路了。葉辛和饒先來博士等人對一些新生代作家進行了生存狀態的調研，結果發現，在這個商業化、快餐化盛行的複制 時代，許多新生代作家都因市場的逼迫而甘于精神的墜隕而逐漸失去對生活的洞察能力與對自我的超越能力。不少新生代作家 的作品不斷重複，缺乏精神探尋的遞進性，也展現不出心理與思想的歷程，造成深刻性與創造性的缺失。可見，概念炒作最多 是權宜之計。

　　事實上在西方,一些有遠見的權威人士也較為看重文化的社會責任以及對主流價值觀的傳播。著名媒體研究者尼爾• 波茲曼就認為，電視不僅決定我們如何認識世界，而且決定我們通過什麼工具認識世界。因此，電視對社會文化肩負著重要責 任。而現在，“娛樂不僅僅在電視上成為所有話語的象征，在電視下這種象征統治著一切(包括宗教、政治、商業、教育、法 律等等)”。比如芝加哥的天主教神父，把傳教和搖滾樂結合起來。美國的總統競選，也早就離不開電視辯論，問題是現在所 謂的電視“辯論”越來越像一場“秀”，主要是在外表、俏皮話上分高下。對此，他強調：“如果一個民族分心于繁雜瑣事， 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複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之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 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我們承認，文化本身是包含娛樂因素的，我們也不是一味反對娛樂。問題是，娛樂要健康，要有審美情趣。低級趣味 是絕對幫助不了我們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更不可能幫助我們的文化跨出國門。就是在港台地區，其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問題也 被有識之士一再提起。在我看來，類似台灣的《康熙來了》、香港的《百萬富翁》等以娛樂、刺激為唯一經營方針的欄目，脫 不了拿明星人物的隱私甚至生理缺陷等開涮的舊套，注定是無助于城市發展品位和投資者自身利益的。而在上海全力推進國際 文化大都市進程的今天，我們的媒體和文化投資者都應該避免“娛樂至死”。何況，我們將演員稱為文藝工作者和人民的藝術 家，而港台則稱作藝人，這就是道德有底線和娛樂無極限的區別所在。(作者單位系上海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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