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情況下，時尚確實以媚俗的姿態出現在大眾面前，但並不等於說，時尚的藝術一定就是媚俗的藝術。

　　一個飽受爭論的畫家

　　在上海畫壇上，彭鳴亮是藝術家們蹺腿坐在咖啡館裡常常聊起的話題。而且，讓他耳朵發熱的是，大多數人的觀點對他很不利。如果有人要寫一份「談話紀要」的話，那麼他的筆下一定會出現這些字眼：時尚、惡俗、炒作、廣告、商業等。

　　夠了，這些通常見諸媒體的詞彙足以將一個畫家推到懸崖邊上。

　　「我在上海，我活得很好，我還在畫畫。」彭鳴亮見到記者的第一句就顯得很自信。

　　在他的畫室裡，又一批新作散發著松節油的氣味，斜擱在牆上。

　　有一次，他的老師陳鈞德在一個聚會上聽大家說起彭鳴亮，一個青年畫家說彭鳴亮根本畫不好素描，所以他才去畫那些個莫名其妙的圓圈。為人一向謙和低調的陳鈞德忍不住了：「你看過彭鳴亮的素描嗎？沒有？那你怎麼可以這樣下結論，你是聽來的吧，告訴你，彭鳴亮的素描比你好多了。」

　　那個青年畫家被老前輩訓得滿臉通紅。

　　「這種說法我聽得多了，如果我要生氣的話，早就沒法活了。現在我跟上海的美術界幾乎沒有來往，這種不實事求是的評論只能說明當下的學術風氣很不正派。我就躲進自己畫室裡，這比較安靜。讓時間來證明一切吧。」彭鳴亮說。

　　不過從廣告學的角度來說，這些批評反而令彭鳴亮名聲大振。記者注意到最近五六年來，彭鳴亮出鏡的姿態相當另類，有悖常理，甚至可說有些扎眼。比如他的作品被上海市電信公司選中，１３幅畫作被製成２００２新年電信卡台歷，在２００５年又做了一套４枚磁卡，這是全國第一位嘗試與電訊產品合作的畫家。彭鳴亮還在上海的時尚地標新天地舉辦過兩次個展，作品印在新天地的鑄造者——瑞安集團的紀念品上出售。最像砂子吹進人們眼中的是，彭鳴亮的作品做成數百個燈箱廣告，在主要商業街上一路鋪排，晃得大家心驚肉跳。在以前，可沒有一個畫家如此張狂啊。在地鐵車站、南浦大橋、楊浦大橋等處，人們的視線也躲避不了彭鳴亮的符號。要說最霸氣的還是在浦東陸家嘴一個名為盛大金磐的樓盤裡，開發商為了提升人氣，將彭鳴亮的畫展安排在售樓處裡舉辦。開發商還將他的作品投射在浦東震旦大廈外立面這塊中國最大的螢光屏上，不停地在黃浦江邊的遊人眼前閃爍。盛大金磐的開盤價就是每平方米３萬元，人們對彭鳴亮的抱怨中顯然也包含了對房價高企不下的焦慮與憤懣。

　　對於自己這一系列招來非議的行為，彭鳴亮解釋道：「其實我的有些作品是以公益廣告的形式出現的，這與在美術館辦畫展區別不大，只是將室內搬到室外。而且戶外展示不僅美化環境，而且有了更多的觀眾，這種欣賞是將畫作本身化被動為主動，最大範圍地讓公眾參與審美。我的作品特別強調色彩和線條，特別適合上海現在的環境，這也正是唯獨我的作品能夠成為公益廣告的原因。時尚的作品當然要用時尚的傳播方式來擴大受眾面。」

　　「不過最大的批評還是來自美術界同行。」彭鳴亮很委屈地說，「從歷史上看，上海的文藝界是很寬容的，這也是上世紀３０年代上海能成為中國文化中心的主要原因，全國的藝術家能在上海發展感到欣慰和驕傲。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已經３０年的今天，美術領域的文化氛圍還如此保守？」彭鳴亮還認為，一些上海人對余秋雨和陳逸飛也是不公正的。「北京的藝術圈比上海好多了，他們相互抱團，相互鼓勵。上海市政府一直希望上海文藝界多出精品力作，如果一些領域沒有寬容精神和友善態度，這個目標就難以實現。」

　　一次艱難的選擇

　　１９８６年，彭鳴亮在服裝公司職工中專任教，如果他安於現狀的話，一輩子也就這樣輕易地打發過去了。但他這個人有野心，很早就想辦一次個人畫展。當時有實力舉辦個展的大多是知名度很高的美術界老前輩，還輪不到他亮相。彭鳴亮不靠美協，不靠學校，要靠個人的力量來操辦。他跑到靜安區工人文化館一打聽，基本費用要４００元，再加上印請帖、海報、畫框的費用，對於當時每月工資只有４０多元的教師來說，無疑是一筆巨大的數目。他摸摸口袋只有２５０元，但還是簽了畫展合同。最後，他所在的學校領導還是伸出援手讓他如願以償。畫展之後，一下子就給他帶來了幾千元的收入，彭鳴亮就這樣將自己的作品推向了市場。

　　接下來彭鳴亮分別在上海美術館、華亭賓館和希爾頓賓館等處舉辦了個展，操作方法可說都是以市場為導向的。辦過畫展的青年畫家，按照通常的思路就是趕快「找到組織」——加入美術家協會，取得名分，躋身主流，然後再好好拜一個老師，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許多青年畫家也確實這麼做並成功了。但彭鳴亮沒有填過表格：「我很早就開始『自謀出路』，沒有參加過美術圈的協會組織。」他認為，協會這類機構的體制已經相當老化了，論資排輩的情況比較普遍，協會畫家按評級制度來確定畫作價格，這些都是不利於年輕畫家發展的因素。

　　彭鳴亮要做一個「個體戶」。